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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只能出现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陈胜、吴广，是黄巢、李自成，他打着宗教旗号，创立了拜上帝教。而东汉末年的张角早就以太平道教开始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莲教等也史不绝书。
与洪秀全同时代的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等到他了解到大量事实真相，1862年，这位思想巨人作出了这样明晰的论断——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
马克思一语中的，洪秀全追求的只是“改朝换代”。虽然他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能建立的又是谁的“天国”？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作出了明白不过的回答。
注释：
〔1〕1912年5月，与李贻燕等的谈话，《黄兴集》第211～212页。
〔2〕转引自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5～286页。
止庵的庚子百年思考
？ 林 谷
这几年，我对历史似乎有点着了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竟连续读了好几部（非通读），例如最近读《晋书》，就很为魏晋时一些人物的奇言瑰行感慨过。但是，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有两段历史我却一直不太喜欢，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就是义和团。尽管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被史书和文艺作品（如去年隆重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吹得比天高，可还是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劲来。因此，当听止庵说他要写一本谈义和团的书时，就不免在心里打起鼓来，止庵能用怎样的观点去看义和团呢？去年8月，止庵终于把刚刚出版的《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给我寄来了。现在我得坦白承认，他这本花了不小气力写出的历史随笔，却被我冷落了好多天没有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我看了没有，并说他这本书只赠送给少数几位师友（其中有谷林翁）时，我才下决心读它一读。令人高兴的是，止庵果然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还真的看出点道道来。
止庵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一向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学者眼光。他在《史实与神话·后记》里写道：“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幻的一面，把握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但仔细一琢磨，就觉得确有点道理。这里说的“虚幻的一面”，指的就是当事人的心态、动机和思维，以及最终体现的某种文化本质。多少年来，那种教导人的史书我们已读得太多，但它们大多是按照外加的政治意义去诠释历史（止庵称之为“意义的历史”），这样的文本历史实在很难反映历史深层的内涵，因而无法达到高度的真实。因为当事人在历史舞台上并不是按照后人赋予的意义行事的，他们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动机、想法和意义在。止庵的《史实与神话》就是试图从理解义和团运动当事人的本来动机出发来揭示历史，从而成就了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我以为，他这种研究法是对传统的一个否定，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学术勇气。
那么，止庵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呢？他对大约七百万字的史料进行一番研究后发现，这场历来被称作“爱国反帝群众运动”的义和团，却是一场最痴迷、最愚昧，也是最具破坏性的造神运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诸神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这些行为不论表现得多么惨无人道，多么荒谬绝伦，统统都是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在打一场神对鬼的圣战。例如，在义和团的眼里，教民已不再是人，而是鬼：“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大鸟蝰吃，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大搞杀人扩大化：“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在盲目排外情绪的驱动下，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人都成了刀下鬼：“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尤为荒唐的是，义和团为了指证处死对象，还实行一种所谓“焚表”仪式，他们在街上或住家里遇到可疑之人，就拉到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就证明此人不是“二毛子”，可以放过不杀，如果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被视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数”（仲芳氏《庚子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焚表”的审判方式，即“辨认十字”：“有人尝问拳匪曰，老师搜杀教民，何以知其为教民而杀之？曰，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刘梦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这个“关、头顶十字”，不过是神乎其神的一种传闻，却作为一项检查措施在各处实行，为此，不知冤杀了多少人。总之，这一切反理性、反人道的过激行为，他们都干得那么随意，那么痛快，又那么理直气壮，其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代表神，或者干脆他们自己就是神。
过去我看义和团，多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些带有朴素民族感情，很英勇壮烈，但也很愚昧迷信的普通农民，文化与他们根本不搭界。如今，止庵把义和团与一场文化冲突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很有点意思。义和团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洋意识，他们除了杀洋教士、烧洋教堂外，对一切洋人制造的东西（诸如铁路、电讯、轮船、西药、日用洋货等）一概视若仇敌，加以破坏。但这不仅仅是一种物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层底蕴的。止庵认为，这个“洋”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代表了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与物质文明），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义和团，就成了另一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最隐秘的那部分）的代表者。这样，就使义和团运动有了文化冲突的意义。但是，由于义和团只能采取原始的、低级的反抗方式，几乎不具备一次文化冲突的任何内涵，只是笼统地排外而已。
“忌讳系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义和团时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语言到色彩无不在忌讳之列。“团多忌讳，以拜与败同音，帮所分捐帖不曰‘同拜’，而曰‘同胜’。”“是夕败归，犹群呼大得全胜，并索得胜饼。……自时厥后，每出必败，每败必呼大得全胜，四字成口头碑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义和团最忌“洋”字，于是，凡是原来带“洋”字或带洋味的器物一律改换名称，如洋药改土药，洋货改广货，洋钱改鬼钞，洋炮改鬼铳，铁路改铁蜈蚣，电线杆改千里杆，连东交民巷也改称切洋鸡鸣街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胡造新字，如改“洋”为“￥”，其意为水火交攻，改“清”为“￥”，意为扶清，做法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义和团就是用这种荒谬可笑的武器参与这场文化冲突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止庵对义和团运动无意作全面评价，对以古例今也觉得无啥意思，但对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却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以为，这是他这本《史实与神话》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每个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包括思维方式），这对引导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最重要的是理性与智慧，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从而作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决策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