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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为代表的唐人的翻译版本，又是最可信赖的，“今继唐人，须大家担当”。如果今人对大乘之义感到望尘莫及，“而小乘思想接近，亦可藉以引导也。”＇13＇也就是说《阿含》系列也切实可资研究。
欧阳把佛法圣言文字分三类四科，一是通慧文字，此乃基础，故为俱舍立科，此相当于菩萨行道相智中之一切智；二是二慧文字，空有就像车之二轮，即瑜伽立科和般若立科，此相当于菩萨行道相智中之自乘法；三是极慧文字，如江河入海，一切一味，故为涅？立科，此相当于菩萨行道相智中之一切智智。为了指导内学院学员修习，他具体地列出了四种文字科相应研究的经典。首先是俱舍文字科，该科应为三段四次研读，初，有部、经部；次，《俱舍》、《正理》；后，《杂集》、《毗昙》。其次是瑜伽文字科，以《解深密经》为切入，先须读《辨中边论》，然后分唯识、法相两门，唯识始研《摄大乘论》、终读《成唯识论》，中间读《二十唯识》、《百法明门》；法相重点读《瑜伽师地论》，以《五蕴》、《庄严》、《显扬》为其补充。再次是般若文字科，一者《无畏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二者《大智度论》，三者《十住毗婆沙论》，四者《菩提资粮论》。而《密严经》以及《胜餯》、《楞伽》、《华严》乃唯识、唯智之通经。其四是涅？文字科，此种以《大涅？经》为要。他非常推崇《涅？经》，他说：“说法以涅？最后，设教以《涅？》究竟，研学以《涅？》圆融，文字以《涅？》美满。是故学佛毕事，应论《涅？》。”最后，欧阳认为四科以外，为利于阐发辩论，还必须学习因明，即逻辑学。而此学必尊陈那，典籍以《理门》为重。＇14＇当然他所提出的研习典籍和次第，显然侧重于他所倡导的法相唯识学，也是与欧阳渐融通空有，以涅？为归趣的思想立场休戚相关的。
四、关于佛弟子之素质
欧阳竟无对学佛弟子之素质非常重视，他在支那内学院院训和谈内学研究中讲得十分清楚，即师、悲、教、戒四个方面。
师，即是师心，有敢为人师，愿为人师，乐为人师之心。“人之所以为人，有情之所以为有情，莫不皆有作师之责者在。佛者第一义也，师者第一义也，今而欲作师，是之谓作佛。菩提心者第一义也，师在第一义也，今而欲作师，是之谓发心。”＇15＇欧阳把师心诠释为发菩提心与作佛心，并将二者并论为“第一义”。学佛曰难行苦行，乃第二义，而“大乘不舍众生，作师第一”，“我当发大菩提心，令此恶世无量有情，随学于我，起菩提愿。”这就是所谓生“师心”、生“大师心”。而要作师，还得善于求师。求师首先在于虚心求善知识。欧阳批评了那种妄自尊大、不藉经典的学佛态度。他还指出，佛之宏愿为一切有情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而灭度之”，大乘精神在其为师之道上，体现得很明确：弃众生于不顾，即是自弃，众生广大至何境界，己之修证浅深至何位次，众生尽成佛则己乃是佛。欧阳认为，师道不兴，乃是“自私自利以为学”，缺乏真正解惑授业之师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国理”。他把师道之兴亡与国运之兴衰联系起来。总之，在他看来，“夫学人，止有誓愿，止有求善知识，止有念念众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师以是贻资，资复以此贻资。”可见，欧阳把“师心”，视为佛弟子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
悲，即悲心，包括悲恻、悲切、悲迫和悲凄。＇16＇欧阳认为，“悲之流行也，孔家得其恻，墨家、道家得其切，唯凄与迫，谁亦不能得。兼之而大之，又复不可思议者，菩萨行也。”也就是说只有大乘菩萨行之“悲”才是最博大最强有力的。他强调了佛经上所说的“菩萨菩提，悲所建立”，“菩提心为因，方便为究竟，而大悲为根本”，“是故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得之根本，是般若之母，诸佛祖母，菩萨以大悲得般若，以般若得作佛。”悲又分为众生缘悲、法缘悲、无缘悲三类，认为无缘大悲更体现大乘佛法悲力深广，“小悲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愍而已，不能令脱；大悲怜愍，而能令脱。”大悲之威力不可思议，大悲之功德也不可思议，是故菩萨以深重大悲、方便巧慧、平等善心，入不净界，普度不净人。欧阳还指出，虽有悲心还不够，“然无方便，悲不得起”，因此，要重视发动大悲心的践行。他概括为如下十种：多闻、清净、不离众生、发愿布种、修慈滋润、多作功德、观众生苦、观众生倒惑、取相作观、习以成性。他还认为学悲，会给自己带来十种殊胜之利：法界同体、于事易举、群生知己、祥光安稳、坦无城府、偷性灭尽、无不平等、与智无二、容易得通、大雄无畏。总之，欧阳非常强调悲心于学佛者的重要性，同样将其视为必具的基本素质之一。他在其他文章上，也多次论及悲与智的结合，悲与果的相应，非常重视悲心在学佛中的核心意义以及基础性作用。
教，即佛弟子应确立的关于佛法之教理的基本观念。欧阳概括为“证智无戏论，佛境菩萨行”。＇17＇欧阳指出，“戏论是三界二障之所自出”，对实相的证悟必须超越戏论。他还对佛境菩萨行的内涵分别作了深入的诠释，他强调，佛境乃作为终极归宿的无分别的“一切智智”，具“寂灭相”和“遍知相”；菩萨行则为“道相智”，即通往佛境之智，或称菩提道。佛境乃无余涅？，菩萨行则无住涅？；佛境，第一义谛，菩萨行，则二谛（指第一义谛和世俗谛）；即佛境乃无言无别之真，菩萨行具言说分别之俗。佛境一乘，菩萨行则三乘。进而认为，“无佛境，则渐不能顿，分不能圆，通不能遍。……是故无菩萨行，不能用渐而顿，不能用分而圆，不能用通而遍，彼岸无涯，无航可渡也。”由此他还强调新学菩萨，首先要重视方便善巧，否则“虽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承事善友，而不能得一切智智”。基于此，欧阳认为佛境与菩萨行结合，才是真正完整的“教”。而教的核心内容——毕竟空义，是不可言说的“无所云教”，由于众生不知真谛，颠倒妄想，发大悲心，以方便善巧，“教乃权立”。所以教本身也不可执著，重要的是藉教悟宗，通过研习教义而通达其宗趣。而“教”须重唯识学、唯智学（般若学）、涅？学，乃能舍染取净，终归于中道不二之毕竟义。在欧阳眼里，“教”还包括修持践行。他重视教中关于禅定的内涵，强调金刚三昧破伏一切与一行三昧包容一切，两者相反相成的结合。
立教必不离文字，欧阳把“文字般若”的娴熟，同样视为佛弟子应具的素质。他说：“文字般若能娴，而后观照般若不谬；观照般若既习，而后实相般若相应。故文字之功，斯为至大。”＇18＇欧阳以其唯识学立场指责禅宗不立文字，荒芜义学。他认为禅宗只适合利根上智者，殊不知他们实际在“无量劫前，文字般若熏种极久”。所以盲修之徒，作野狐参，“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之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浸而微矣。”＇19＇可见，欧阳竟无十分重视对经典的研习。
戒，即持戒，有所为有所不为。此为欧阳为内学院所立之院训之四，可见他把持戒拟定为佛弟子之又一必备素质。由于《释戒训》没有能完成，戒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评述。但根据欧阳一贯之思想，他是主张大乘菩萨道，行菩萨戒的。他指出，戒律，是修道之基，“遮断烦恼而得涅？莫善于戒故”。菩萨具足自行五支诸戒，菩萨戒为大戒。“宁以此身投炽然猛火终不毁戒而行不净”，不过，“菩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为护正法以大乘而自澡浴，虽现破戒不名为缓。”＇20＇他强调由戒生定，由定发慧。他打比喻讲解：“戒为马埒，定如马行。……定资于戒，无戒不定，大小共信，此其徵矣。”＇21＇可见，欧阳渐肯定戒对学佛者的重要意义。
关于欧阳对佛弟子素质方面的思想，我们从他的《谈内学研究》中还可见到。他在论及内学研究之主体——“研究人”时，谈到了“研究之可能”。他认为要真正通达佛法，研习者必须以“六度”为凭藉。在他看来，因“布施”，方能“将此身心奉尘刹，乃有力量”，才可“尽其才者也”；因“持戒”，方能去乱念而全神贯注；因“忍辱”，方能耐心细察；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