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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笔者感佩先生处，是先生常说，作为一个报人，天天在评国内外大事，不会无误，有错就改。在抗战之初，台儿庄大捷，大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社评《这一战》中，先生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准决战。因为在日军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挣扎。”“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待末日的审判。”先生这种估计不仅过于乐观，也缺少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此观点称为“速胜论”，大致不错。不过笔者并不喜欢动辄来个什么“论”。然先生很快领悟到自己的失误，在后续几篇社评中大力宣扬持久战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季鸾先生逝世三载多，《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先生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抗战时期的艰难，书是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后来人都难以辨认。于右任题写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序。序中一段如是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台湾方面将其再版。惜之，在大陆没有再版过。在那政治运动迭起的年代，《大公报》遭到全盘否定的厄运，先生也横遭“批判”。
先生的接班人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他自己也对先生，使用了极为苛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与了的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至于写先生的“传记”，他再次辜负了先生之委托，但他是这么说的：“我多少次动念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的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先生），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对先生也有了些介绍。尤其是陕西省榆林市政协编著《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顺利地出版，打开了完全沉死的局面。牛济先生还写了多篇先生记实性的文章。据知，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其“中外名记者”丛书中，原计划有一本《张季鸾》，不知何故，最后还是“泡了汤”。
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写了本《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此书总体还好，但他那抹不去另一党的痕迹，令笔者为之嗟叹。在此书中，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的诗，令笔者怦然心动：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表达了于老先生对故乡、对季鸾先生深切的怀念。也表达了对《大公报》的厄运，深深地遗憾！痛心莫论大公报！
先生逝世于重庆，全国新闻界共议葬于陪都，因先生原籍为陕西榆林，所以陕西各界以归葬为请，遂公议改在西安公葬。在文革中，先生碑铭横遭厄运，完全失去理智的人将它砸成碎块，从此完碑已不复存在。据牛济先生说，他在榆林市政协帮助下，找到一个名叫刘少英的，现收藏有完好无损的《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呜呼，不幸中之有幸也！笔者吁请全国新闻界的朋友们、先生们（包括港台新闻界人士），可否将张季鸾先生之墓修复，还其原貌也？
拙文虽浅，但却有一个深深的祈愿，但愿有更多的人士，关注张季鸾先生，因为这不仅是为先生个人，而是关注我国新闻史上一位重要的、而不可多得的巨匠。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