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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所需甚少。只需要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在一位几年前去世的英国作家传记的结尾处，他妻子这样写道：“外界一定称他为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在家里每日与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爱处，必然是除去面纱的；但用不到那样做，我也可以说如果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爱——纯洁、热烈，长达三十六年——从未把爱从其神圣高度降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姿势或者一个自私的举动，无论处于生病还是健康，无论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如果这份爱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没有永远过去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这份爱的女子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注＇是一位‘最真实最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这种美好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记载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人生，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为人们所知。每位读者肯定至少知道一个一心为别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读者则有幸亲历更多。如何解释这些人生，这些人是受到什么鼓舞的呢？我们不愿胡乱猜疑，但经过长时间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力量，能够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样的人物，那一定是一个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记载还要非凡的奇迹。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可以逃脱规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注＇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再不会有新的成果了。他们已经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国提供的一切之后，最友好的批评家也只能无可奈何而又不无悲哀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
关于中国的改革，有三种互相对立的理论。其一，没有必要改革。无疑，这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某些外国人，远距离看中国与中国人而产生幻觉，他们也这样认为。其二，改革不可能。这是不少极其了解中国的人所下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其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上述所述未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也再说无益了。其三，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来改革，井且毫不奇怪。人们对这一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协调的回答。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彻底脱胎换骨吗？那些能够觉悟到这是改革的必须之举的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最近《京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去巡察了，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注＇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没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的常用处方。一旦无法奏效，总是只有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事情只会发生表面上的变化，而结果却无一例外地等于零。我们在那位能言善辩而腿是石头的老人这则寓言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训诫无能为力的话，还可能指望榜样或许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为何最优秀的榜样往往不能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这就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动力，而他们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这种推动力。就拿原山西巡抚张之洞＇注＇为例，据说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属官员吸食鸦片，并禁止老百姓种植鸦片。有多少下属会诚实地与他合作，没有这种合作又会怎样？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依赖办事的中国中间人不认可他的改革计划，这个外国人就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非常无助。但如果一个外国人无助，那么，一个中国人，不管何等官阶，也一样无助。这位廉洁的官员能做的，至多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于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只猫出现在阁楼上，阁楼上就没有老鼠了。但这位官员一走，几乎还没有走远，老鼠就立刻照样我行我素，一切恢复原样。
如果中国一位政治家有单枪匹马改革国家的愿望，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舍此别无他途。一位聪明的英国官员，如果知道“东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论的可怕结果——席勒＇注＇称之为即使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如果他了解永久“改良”中所牵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绝对准确地预见改革的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某些弊端时，贝德禄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充分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善待罗罗＇注＇，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注＇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河，有一个河湾，旅行者可以看到岸边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庙下面有一道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一半栅栏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栉风沐雨，土地失却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这个帝国悲愁状况的写照。有一句古话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注＇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
把中国带入“姊妹国家”而使获得新生，这是个西方国家刚刚广泛接受的观点。而把中国引入“妹妹关系”，却的确不是复兴国家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国家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到底对中国所受的苦难起到什么效果？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并没有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中国人是敏于观察的人：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起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良”这个帝国的愿望更为高尚？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它正忙于着手让外国之间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而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不教它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是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主张贸易，这是满足中国多种需要的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这样的说法，今天听到的或许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时，中国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渗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质量不令人满意，难道这与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低劣产品有何不同吗？
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注＇，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