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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类事情中，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乡下人碰到别人，别人就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揭穿，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这种做法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笔者就曾经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能找到的没几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所有线索都断了，什么都没找到！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没能找到要找的人，感到十分困惑，其实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不到十杆＇注＇的地方。
笔者熟识的一位老人，有个十分富有的邻居，以前跟他一样，是中国一个极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笔者被告知，两人的房子离得很近，一起长大，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光阴，却不打交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者了，不太出来。”“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叙叙旧？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这个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关系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那儿，人家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尊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情形。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得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了。曲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儿死了。尽管如前所述，她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但她死后，如果对她的死有疑问，父母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局势了。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不再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如遭拒绝，两家就会打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烦人的官司，其首要动机是报复，而最终是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轻轻地走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证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中国很早就有；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这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令人惧怕。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帝国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如著名的在理教＇注＇这样的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显，此处论述的互相猜疑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无法得到采用。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