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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证明孝顺的力量。尽管这个父亲也许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在徒有虚名的基督教国家里，家庭关系的纽带有点过分松散，对从中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孝行确有不少吸引人的方面。孝行之中对年长者的尊重有助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提高修养。在西方国家，儿子长大成人之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与父母没什么关系，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就像长大的牛犊和小驴对待母牛和母驴动物才做得出，但完全不符合人类实行的“礼”。假如我们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去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尚需改进的地方。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住在玻璃房子里，要处处留神，不能乱扔石头。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讨论中国人的孝心，而不强调它在几个方面的致命缺陷，也是徒劳的。
孝的教义看来是说，有五种严重的错误＇注＇。在我们看来，其中两种是消极的，三种是积极的。这种教义中，成卷的书讲述了孩子对父母的责任，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却只字未提。中国这个国家，这类劝导并不多余。不管哪里，都最需要这样的劝导，而且一直如此。神的使徒保罗＇注＇受神的启示，在对歌罗西＇注＇的教会谈及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时，精练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当顺眼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意儿女的气。”＇注＇孔子的所有道德说教中，有哪条实际的智慧比得过这些影响甚远的原则呢？中国人的教诲没有为女儿说什么话，一切都站在儿子一边。如果中国人多少年来没有患有色盲而看不清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不会觉察不到这种对人性的粗暴侵犯。由于偶然的性别之差，男婴成了家庭中的神，同样，女婴成了可怕的负担，虽然不一定被弄死，但肯定遭人嫌弃。
中国人关于孝道的教义，把妻子放在卑贱的地位。关于妻子对丈夫的责任或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孔子什么也没说。基督教要求男人离别父母，与妻子相守。儒教则要求男人厮守父母，并强迫妻子也这样做。假如丈夫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两者发生冲突，后者作为一种次要和卑贱的关系，必须作出让步。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按照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具有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了人们内心自然本性，而另一些本性却可能驯化到了极端。结果，只要年长的人一息尚存，年轻的人就几乎完全隶属听命。人们的心灵被铁一样沉重的压力禁锢了起来，阻碍了发展，也阻碍了健康向上的变化。
中国孝道的原则认为，行孝主要在于传宗接代，这导致了一连串的弊端。它强迫人们不管有没有条件供养孩子，都得生养。它也导致了早婚，造成千百万人陷于过度贫困，难以活日。它也是造成一夫多妻与纳妾的根本原因，以致不可避免地带来祸端。中国人的真正宗教，在祖先崇拜中得以体现和概括。如果正确地理解祖先崇拜制度的真正含义，它就是人们被迫承受过的最为沉重的束缚。晏马太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几亿活着的中国人，最可恼地屈从于无数代死人。今天的这代人被过去许多代人所束缚。”对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令人沉闷的保守主义而言，祖先崇拜是最佳型态和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已经逝去的无数代人仍被中国人视若神明，中国怎么可能真正向前迈出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实践孝道的真正根源，半是恐惧半是自爱，这两个最有力的动机影响着人们的内心。神灵一定得崇拜，因为他们有作恶的能力。孔子有一句颇具洞察力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注＇如果忽略祭祀，神灵就会发怒。如果神灵发怒，他们就会报复。最为保险是去崇拜他们。这似乎是对中国各种崇拜死人的理论的一种压缩。至于活人与活人，推论起来也同样简单。每一个儿子为父亲尽孝道，也要求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养孩子为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一点，普通人都十分清楚：“种树遮荫，养儿防老。”不管父母还是孩子，对此都不会有任何错觉。“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有人在坟前烧纸。”每一代人都要报偿上代人的债，又依次要求下一代人最大程度地报答自己。孝道就是这样一代人传一代人，一个时代传一个时代。
有人忧心忡忡地评论说，中国人过分的孝道没有体现出与上帝有任何关联，而且在任何意义上也没有引导人们意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道最完美的和最终的表达，与多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同瞩一列。它使死人变成神灵，神灵也就是死人。它的爱，它的感激，它的恐惧，也只是为了尘世间的父母。它没有天父的概念，即使知道有天父，也不感兴趣。不是基督教永远不能引入中国，就是放弃祖先崇拜，因为两者是矛盾对立的。在两者的生死斗争之中，适者将生存下来。
第二十章 仁慈行善
中国人把仁列为五德之首。仁这个字是由“人”与“二”构成的，据此推测，暗含着这样的看法；仁，是由发展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这种理论尽管为字的结构所赞同，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中却根本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对此不必多作评论，因为聪明的观察者自会留心。然而，一些应该了解真相的人却常作肤浅的考察，认为中国人当中不存在仁。这种看法远非正确。“恻隐之心”，孟子提醒我们，“人皆有之”，＇注＇但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佛教教人温和、仁慈，这对中国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再者，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一种注重实际的强烈天性，他们“行善”之时，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行善方式，当然，在这些方式中肯定也会有许多变通的余地。
在各种行善方式中，给中国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设立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由于中国实际上没有户口调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善行的开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注＇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慈善机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汉口有三十个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约八千英镑。然而，我们稍为冒昧地说，这些机构肯定相对是少的；这就是说，因为人口众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这些机构是大量需要的。
每逢洪水和饥荒，经常可以看到处处设立巨大的施粥棚，并捐赠冬衣给没衣服穿的人。不仅是政府忙于此事，平民百姓也积极配合，他们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而这种有仁有义地花费巨资之举，实在并不罕见。年景不好，城里挤满了一批批的难民，他们被允许住进车棚和空房等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当大队难民涌来，却又处处无法安身时，他们就肯定会有所报复。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办法是对他们作些安抚。
我们没有把各省的会馆当做中国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些社团是照顾远离家乡的人的。离开这种帮助的话，他们就回不了家乡，或者在客死他乡之后无法运回家乡安葬了。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机构，中国人自己大概也这样看。
在某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人引咎于自己能记起的恶行，同时自傲于自己的善举。善恶相抵，显示出他在中国的拉达曼斯＇注＇的生死簿上的寿数。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注＇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全城的人联合抵制这种强制性的“好报”，这种奇观我们真是难得一见。
为穷困的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焚烧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被亵读；把活鸟和活鱼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