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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据我们所知，最好的式样是钢丝床，近年来已经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谋划安置这些床的好心的医生却厌恶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尚有点力气的病人，就已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的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的造成，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量，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与几乎什么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灯相比，煤油灯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坐的不是我们的祖先习惯于靠坐的宽大椅子，而是非常狭窄的长凳。如果凳子腿松了，或者只有一端坐着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样，做成的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西方人对中国房屋最反感的无疑便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结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打地基时太节省。其不可避免并且永远存在的结果便是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极不舒眼，并且也特别有损健康。同样烦人的，是装在转轴上的门太松。两扇这样的门，上下两端都吹得进冷风。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在中国是一句极大的空话，因为从来就没人关门。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就会一头撞在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是一只四下去的大铁碗，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热量传遍全身，而中国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却是壁炉或火炉的极不适当的替代品。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炕一点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与全国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渐渐的整个房间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房子实在让人不舒服，天冷时即使在家里，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吗？”我们问他们。“当然！”经常这样回答。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虑到中国人住房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要比他的衙门舒服。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乎。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中国人对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一无所知，即使意识到这一点，看来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小村庄的建造，都毫无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别贵。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尽管还有别的原因，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很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国的出门人，住进一个中国的小客栈，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欣赏着大批马车到达的喧哗，马上倒头睡着。而他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睡着，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的不时地发出的声响，令人难以想象。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几次三番地问他们，也没听说谁真的这样干过。其解释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五十头驴子是一头一头叫、一起叫，还是根本不叫。没有一个酉方人会对这种问题不求个答案。这样的不在乎，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我们推知这一点，因为有一个朝廷命宫的夫人曾经在亲王府养了将近一百只猫。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受杂种狗骚扰，中国人却不太愿意去灭狗，佛教对此负有责任。不过，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不像别的东方人那么明显。劳罗斯先生＇注＇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其中有一幅，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癫皮狗在开会，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这幅插图也可以视作不少中国城市的速写。大群大群的杂种狗毫无顾忌地吠叫，中国人似乎觉得无甚大碍，他们更是丝毫都没有想到经常出没的疯狗的巨大实际危险。一旦被疯狗咬伤，治疗方法常常是在伤口上绑些狗毛，这种做法肯定源自我们的一句谚语：狗毛治狗伤。两者的相似，简直妙不可言。而灭狗，看来仍然没有列上议事日程。
以上引证的例子，大部分与中国人漠视舒适有关。再引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漠视方便，也很容易，且几个例子也就足够了。中国人颇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自豪。事实上，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文学国度。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如果没有第五样东西（那就是水），这四样东西也肯定无法使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当，就会弄伤笔毛，缩短其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省吃俭用时，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方法不当，却能成就斐然。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却一无所知，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在中国十八个省份最好的旅店里，却都像低等旅店一样，旅客若感到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高声叫喊，徒劳地指望会有人听见。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用随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在日常供应方面，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了苏丹＇注＇的腹地，供应得不到保障。城里，夜出时人人都打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巡回叫卖的小贩和那些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人才打灯笼，我们的送奶工和卖鲜酵母的小贩也是这样做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为受乡村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比如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