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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台湾大学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傅斯年，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从此，傅斯年安葬地称为“傅园”，每年都有许多人前往祭奠凭吊。
作者简介：
马亮宽，1959年12月出生，男，汉族，山东菏泽人，研究生学历，民革成员，教授，现任聊城市政协副主席、民革聊城市委主委、聊城大学学报主编。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1）
文/周怀宗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0年3月5日。香港九龙。
在这一天，蔡元培先生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子监祭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在曾经的故国山水、如今的异邦城阙里，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溘然而逝。他死后，港绅罗旭苏爵士代表港督及香港各界致祭文曰：“惟公之来，斯土之光！”而我们，这个让先生苦心孤诣、心力交瘁，连午夜梦回时都悚然惊醒的国家，这个拥有两千年教育史的民族，却早已把先生的衣冠远远地抛到了无法追忆的角落里。先生字孑民，我想先生生前身后，都一直在这个几万万人口的泱泱国度里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先生的思想高标见嫉，先生的事业千秋难竟，先生的疑问无人解答，先生的心境冷暖自知。
北大惊雷
中国人向来都认为书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书生治国一样，永远是“一腔热血办坏事”，因为书生往往太过于天真和浪漫，太过于理想化。蔡元培是个异数，这个从科举考试的漫天妖焰里浴火重生，从八股取士的铜墙铁壁中打破樊笼之后，仍旧从容不迫，丝毫也不带烟火气的谦谦君子，在把北京大学办成中国近代最大的文化集散地和论战战场之后，还能那样地气度雅致，那样地休休有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祥地看着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忠厚长者，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豆明灯。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一次极其普通的任命，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颤了一颤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鄙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学之大者
一般人认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鸣、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提倡课外的高尚娱乐，组织各种社团，使学生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顿时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又在校中倡办各种刊物，从此争奇斗艳，各抒所见”；他对谬种流传的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进行拨乱反正。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横批八字可尽：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真是中国几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让我们拥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是，他的绝世情怀，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伟大思想，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爱因斯坦曾评价甘地说：“后世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曾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而对于这位曾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先哲，我们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坚苦和孤独呢？
万世师表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长者，他绝不虚言造作，绝不光说不练，他“做给你看”。这位两榜进士、钦点翰林，不会用激烈的言辞去指责别人，他只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用他的亲力亲为表达了他对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伪善最大的驳斥。让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党国要员们惭愧难当，让那些空喊进步，却不敢以身作则的钻营之辈汗颜无地，也为后世子孙们留下万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马车驶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工友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传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缓缓鞠躬回礼。北大校长贵为内阁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礼？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寄生虫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五四”期间，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礼堂束手无策的学生，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蔡元培担负党国重托，怎能同情反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