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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作者简介：
司徒允，原名张晓唯，笔名司徒允，1957年生，天津市人。现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生平与思想研究。著有《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近代教育的吉光片羽——民国文教名人史事考述》等。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1）
文/凌鸿勋
在上海交通大学六十年的历史当中，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蔚芝先生。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的关系。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监督以至民国以后任校长连续十三年多，在这
时期内，国家由专制转入共和，在学校则由普通科转入专门科，在学风则渐由恬静而入于动荡。五四运动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辞职家居。计长校的十余年，不但对于学校的学科及设备打了不少的基础，即对于学生人品的造就、体格的锻炼和国学的修养，更有深远的启示，至今一般同学在社会上务实求是躬行实践的风气，实孕育于先生长校的时期。
笔者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年）初受业于先生之门，中学文凭、大学文凭都系先生所授与，派遣赴美也是先生的保送与敦促。曾在先生长校时，一度在校任教，先生辞任校长，曾短期代理其事。自后在上海，在无锡，以及抗战时在内地就教于先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上海南阳路谒见，曾承先生赠以《茹经堂全集》一部为最后一次之谒见。离开上海时，先生年事已高（时已85），且已失明多年，隐居上海，不问外事，从此音尘不接，消息渺然。今兹交通大学举行建校六十周年纪念，自不能不对此经师人师表其最崇敬之意。笔者自惭不学，不克对先生述其万一，然在台同门中稍知先生者亦无多人，为就所知先生之事记其概略，至关于国家之大节，治学之源流，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作者不敢妄拟也。
先生名文治，生长于一个书香之家。前清光绪初年，即从几位有名老师肄业，知道文章应先从立品始。16岁入太仓州学，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分发在户部补了主事之职。依先生的早年经历，这完全是科举时代仕进途程的一个典型。而先生的功业乃在32岁时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一个新的转变。时在光绪甲午我国对日战败之后，国势脆弱暴露于世，外交问题渐为当时朝野所注意。先生在总理衙门曾有如下一段的自述：“阅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惠敏黎纯斋诸家文集，自是于经济之学粗得门径。”其时先生专办机要文电，因此常值夜班，每至天明。在值班之暇，常在条约柜内取阅与各国所订条约，加以研究。又以暇时学习俄文，每于晚间油灯之下，对中俄各条约的文字细加校对。先生目力之受伤实开始于此时。未几戊戌政变，继以拳民起事，京中发生戕杀德国公使及日使馆书记官之事。拳民在京市起义，先生仍赴总署办事。某日拳民数百人首裹红布拥入总署办公室，时总署已散值，仅剩先生一人，拳民谓署中妖气极盛，且听说署内洋文书极多，都要烧毁，如有通洋语之人即系奸细，应即杀却。先生力予驳斥，谓与洋人交涉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须依法办理，不能乱杀。拳民无奈，转向先生说，要给先生焚香升表，如表能上升，便是好人，否则先要杀却。后来将表焚烧，果能上升，未将先生杀害，先生付之一笑，其临难不苟免如此。拳事既平，翌年辛丑，清政府与各国议和，先生参与其事。和约既成，清政府派大臣那桐赴日为道歉专使，以先生为随员。先生因得出国赴日，于递国书后在日参观各项事业，憬然于日本维新之效。明年英国新王爱德华加冕，先生又随专使大臣载振赴英致贺，并顺道访问法、比等国，转程赴美游历，经日本返国，周行八万里，自是更注意于欧美诸国所以致富强之道，使先生于治学治事之余，对于国际情势，与新政设施，增加不少观感。先生有代载振所编英轺日记叙述至详，其时先生年38岁。
先生归国后，适清政府设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以载振为尚书，广揽人材，以伍廷芳陈壁分任侍郎，徐世昌与先生分任左右丞。虽先生对于外交学研究已有数年，雅不愿舍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设有通艺司，专管铁路、轮船、电信，以及工业、矿务之事，先生致力于交通事业乃自此始。曾请准颁布铁路简明章程，为后来铁路法规的张本。又令各铁路督办大臣按期填送表谱图册，自后始有初步的铁路统计。又如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为标准轨距，以及颁布路务议员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类初期交通建设擘划的功绩，乃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并创立北平祖家街之工业学校，又为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学仪器馆立案成立。先生41岁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农工商部尚书。正在先生年富力强励精图治之时，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制，凡正缺官员有父母丧即须开缺，先生于是开缺居丧，而农工商部自后即一蹶不振。
其时邮传部已成立，任尚书者为先生在商部时之同官陈壁。所有路电邮航之事，已由商部移归邮传部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即高等实业学堂，亦由商部移归邮传部管辖。于是陈氏奏请以先生任此校监督。先生到校以后，将普通工程科改为铁路工程科，后改为土木科，创设电机工程科、商船科与铁路管理科，自是学校教育始以交通事业为对象，实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课程水准，增加试验设备，建筑图书馆，每年派遣毕业生赴国外深造及实习。先生在校则提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