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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其价值似乎也一下子凸现出来。
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
其实，陈应松的小说很早就表现出成熟的艺术个性。有评论家认为，他是楚风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创作风格“精彩绝艳”。奇异的故事，独特的人物，别样的视角，诗化的语言，神秘的氛围，奇瑰的意境，细腻的写实主义和浪漫的超现实想象巧妙地结合，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生命感悟和哲学思考，共同营造出了一个鲜活、独特而深邃的艺术空间，逼真而深刻地象征着时代的生存状况，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固然，一个作家的价值并不完全由文学史家来判定，但是，陈应松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如同今天的关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看来，仅从小说技巧或者艺术层面来谈论陈应松，似乎难以为他过去的沉寂找到答案，甚至也可能遮蔽他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在当下或者未来的价值。
回顾一下我们面临的时代状况，或许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陈应松。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化进程其实就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与西方世界的经验相似，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冲动来源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个是政治大革命结束后乌托邦理想的衰微，另一个是在社会转型期中人们的世俗欲望的激活。理想的衰微一方面使得人们摒弃了宗教式的迷狂而趋向于常识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终极追求被搁置而趋向于现世态度；而世俗欲望的激活一方面使得物质功利取代了禁欲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欲求濡化了精英意识。
处身于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多元性的选择成为可能。就像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曾经批判过的西方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大多数作家选择了与时代合谋，尽情地加入到世俗化的大合唱。自然，陈应松也面临着自我选择。对西方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早已使他初步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气质。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他逐渐选择了个人化的观察视角和言说方式，以饱满的激情追踪着时代脉搏，试图透过纷纭变幻的表相去把握本质，尽管有时稍显滞后或粗砺，但仍然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象。在光怪陆离、漂浮不定的时代图景中，早期的陈应松似乎并没有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更没有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撑的强大的心灵资源。所以，在他过去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深情的凝视，一种伤感的叹息，一种痛苦的思考，而缺乏一种超越的光芒，或者说，这种光芒只在强大的物质化社会的缝隙中闪闪烁烁，尚未爆发出灼目的光辉。强烈的良知和道义感使得陈应松怀有崇高的野心，他一直试图突破如浓雾般笼罩着心灵的新意识形态，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触及时代的灵魂。尽管这种努力一度使他寂寞异常、疲惫不堪，但这也使得他的心灵免于了被濡化，而总是保持着一种清洁与鲜活，这也为他未来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
直到去神农架挂职深入生活之后，陈应松似乎如醍醐灌顶般获得了某种神示，于是像沉积多年的熔岩喷发了。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像天风一般袭来，让人为之震撼。他在叙事中呈现的强烈苦难意识和孤独意识，就像锋利的刀刃，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他投射在那片原始森林里每一块石头和每一片树叶的温情，那融入每一个形象中的怜悯与关爱，都给人强烈的心灵冲击。他的写作由此开始兀立于时代浪潮，超拔于当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呈现出独特而耀目的光芒。
二
神农架是华中地区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千里林海茫茫苍苍，充满神秘色彩。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这里的不少地方至今仍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生命的原始状态得以保留。就在这片远离都市的土地上，陈应松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他虔诚地以一种草根情怀咀嚼着生命的要义，为我们逼真地勾勒出了一幅荒芜的苦难生存图景，显得奇异、惨烈而生冷。
由于自然条件所决定，神农架的人们只能在坡地上耕种，一场冰雹或者白毛风就可以令半年的收成付诸东流；一年的辛劳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有时遇到变故甚至无以果腹。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显得特别粗砺和脆弱，就像山上的石头或林中的树木一样，随时可能被生命之外某种不可把握的力量收割。当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时，人生的终极目的自然会被悬置。更多的人生活在无目的的状态中，为了满足本能的需要，他们有的厮杀挣扎，有的醉生梦死，有的麻木不仁。猎手老关的孙子毛为了得到叔叔的一床铺盖，不惜在他的酒里下毒；他对叔叔充满敌意，“咬着牙齿的声音就像在咀嚼一头老熊”（《豹子最后的舞蹈》）。显然，生活的极端贫困使得人的原始野性极大扩张。同样，九财叔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二十元钱，像幽灵一样死磨硬缠，因为他的女儿连出门穿的裤子都没有；最后，他为了那笔不多的钱，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杀掉了六个地质队员，并杀伤了欲和自己分赃的侄儿（《马嘶岭血案》）。这是一部让人读来感到窒息和疼痛的作品，物质的贫困导致了九财叔心灵的荒漠化，以至深藏在人性深处的阴冷、自私与贪婪像撒旦一样奔逃而出，万劫不复。像《狂犬事件》中堕落到无药可救的复员军人张克贞、凶悍得敢用缝衣针给自己缝伤口的汤六福、为蝇头小利到处上访的“英雄”郭大旺，《到天边收割》中好吃懒做的赌徒王起山、以打老婆闻名的余大滚子，他们人格的残缺性在极端的环境之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陈应松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沉重的人性荒野图景。这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困者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还在“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精神处于麻木状态。“时代之所以贫困来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弊。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的。”人生的贫困首先表现在人生意义的缺失，苦难压倒了一切，使得人们对于痛苦、死亡和爱显得漠不关心。这种荒漠化的景象并不仅仅限于神农架的土著。当公路修通以后，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所呈现的同样是荒芜的景象。那个与女人偷情、突遇车祸而没有穿裤子的忘恩负义的男人，那个身受重伤却不得不将获救的机会让给仅受轻伤而象征着权力的局长的小马（《松鸦为什么鸣叫》），那些傲慢、自私、冷漠的象征着知识的地质勘探队员（《马嘶岭血案》），他们同样对自己的困境一无所知，就像失去家园的阴冷的风在大山中游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故事不再是虚幻的传奇，而是与时代本质相通了，有着强烈的现实感。
其实，凡属于人生意义流失之地，就是荒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刘恒、杨争光等人的笔下也呈现过类似的荒野景观。但在陈应松的笔下，在呈现苦难的同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期盼。难道，人心只能堕入永远的黑暗吗？
《到天边收割》更像一则寓言，金贵走出大山又无奈地逃回大山，最后悲剧性地死亡。金贵是孤独的。他因误会而被同伴孤立，想发财而被骗，寻找母爱却被母亲用五千块钱买断母子关系，打工被同事无端怀疑而受侮辱。在山里，他没有自由，但他还有爱的希望；在山外，他似乎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信念的支撑。生活其实已经抛弃了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而爱情又是那么虚幻，根本无力使他摆脱那种无目的的惶惑，更无法与生活达成“缓和”。他无法摆脱这种孤独感，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只能是走向死亡。
陈应松在小说中反复表现着这种与苦难相联系的孤独感，并期望超越这种孤独。
《豹子最后的舞蹈》是一首激情洋溢的挽歌。那只失去了生存之地的最后的豹子，漫无目的地跋涉着，没有希望地和猎人做着最后的搏斗，它在心底悲吟着：“我们天生是孤独沉默的精灵……而如今，我的孤独才是真正的痛苦的孤独，没有啦，没有与我相同的身影，在茫茫的大山中，我成了豹子生命的唯一，再也没有熟悉的同类。” 这让我联想起里尔克笔下的《豹》：“它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