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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她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乌尔比诺医生之死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刚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就在全国享有盛名，他采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后一次霍乱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乱病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霍乱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夺去了城里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由于他名声大振，家产激增，他创办了一个医学研究会，这是多年来在加勒比海诸省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会，而且由他自己担任终身主席。他建设了第一条导水管和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场，这个市场避免了阿尼马斯海湾污秽物的侵入。此外，他还是语言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院长。由于他对教会的贡献，耶路撒冷的拉丁国家总主教授予他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法国政府则授予了他来誉军团骑士团团长的军衔。他是本市所有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他全力支持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城里那些没有官职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体静力学的气球试验。第一次试飞时，他们通过气球把一封信带给沼泽地的圣·胡安，这一想法要比开创航空邮路的设想早出许多年。成立艺术中心也是这些人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里开设了美术学院，艺术中心和美术学校的旧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来，艺术中心还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整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殖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国运动的顶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点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皮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进入，由他们搬椅子，提灯笼，携带各种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做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器——竖琴——使人大开眼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仅歌喉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毫不介意，他们交口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出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剧热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洞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出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顶点，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