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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张并且给在青岛休养的沈从文寄去希克梅特在《苏联妇女》杂志发表的诗歌“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妹妹”，并且说：“能够写出这样诗的诗人有多么宽阔博大的胸襟啊！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无愧于革命诗人和平战士的称号。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从此信可见，张兆和并不反对沈从文写小说，沈从文所选定的题材也正是张兆和所提供，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既希望沈从文能够在文学上东山再起，又不能不随时警惕他的文学进入“带着过多个人情绪”的“自由主义”状态。张夫人不断帮助竭力追赶时代而总是力不从心的沈从文。她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生活在革命文艺的主流话语里，认为那种直接为“世界革命”呐喊的诗歌是“人类的骄傲”。这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印记，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必嘲笑，但这样的“药方”，对沈从文来说，只能是夏虫语冰。一个曾经表现过自己民族最优美的风土人情的作家，一个最后被认为是有资格参加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遴选的作家，却被自己最信任的第一读者要求向那种过眼云烟的作品顶礼膜拜，便不能不从根本上消解了沈从文关于小说创作的苦思冥想和自我意识。沈从文对“三姐”的尊重和爱敬，是他一生命运里的安慰，来自“三姐”的意见，也不能不为他重视。在经历了多年的不甘和挣扎之后，沈从文终于安静下来，再不想什么小说。如果不是“三姐”的批评，沈从文可能会沿着自己的思路和习惯写下去，但是，紧接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因为这不合时宜的小说给这个已经逃避开文坛是非的家庭带来新的灾难。据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下放湖北咸宁干校期间，还为黄的家世写了一个两万字的“楔子”，“从文表叔如果在咸宁多呆上五年，就会连接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然，留下那个‘楔子’，就已经很好，我宁愿世界没有这本未完成的小说，也不希望从文表叔在咸宁多呆上一天”。同理，人们也可以为沈从文终于放弃而避祸庆幸。中国文学颠簸多年，到“文化大革命”，除却“四人帮”的钦定，一切作品都成为罪恶，连郭沫若都准备烧书，不写成为中国作家的最好选择。当噩梦醒来，沈从文真正是冯唐已老。寓居美国的张允和曾经写到沈从文以小说家之笔从事文物工作的收获：“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像，又敢于想像，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哪有功夫去写！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沈从文最终放弃文学，在文物考古方面自成一家，恰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变异中的个案。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的小说时代也已经过去，泛文化时代正在到来。考据之学也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而见其价值，比较大批作家的无文化，“学者化”竟成为高标之号。这是文化传统由断裂向融合的必然。回望过去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和人物命运的幽微万状，本来正是小说家的丰厚土壤，但是，中国小说家的成绩显然不能和生活的赋予等量齐观。、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1页。
〔2〕《梁启超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4〕《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91、160页。
〔5〕《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页。
想起朱湘
想 起 朱 湘？ 石定乐宁可死个枫叶的红，灿烂地狂舞天空；去追向南方的鸿雁，驾着万里长风。
这是诗人朱湘七十多年前写下的《秋》，这首诗也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命和个性的注脚——短暂、单纯、孤高、浪漫，但始终执著认真。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出生于湖南沅陵，祖籍安徽太湖。他1919年考入清华，成为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字子理）、孙大雨（字子潜）和杨世恩（字子惠）并称为“清华四子”。诗才横溢，二十岁便出诗集。1927年赴美留学。1929年回国后曾执教于安徽大学。
朱湘曾和闻一多、徐志摩等人轮流主编过《诗镌》，参加了当时的许多文化启蒙和改良活动，因此被许多文艺评论工作者划入“新月派”，其实他什么派别也不曾参加，这也正是诗人的狷介耿直之处。他一生最执著的是写诗，为了写诗他什么都可以不顾。他为这种狂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美国留学两年期间，他还译了许多古典诗词，其中辛弃疾的《摸鱼儿》和欧阳修的《南歌子》英译文在芝加哥大学校刊上发表，还得到好评。他用英文写的诗也很美，以致许多美国同学也向他求教，写了诗请他修改。其诗作虽不能说首首皆为佳作，但多或如黄钟大吕，或如低喁清唱，文字堪称秀雅清丽，灵动洗练，又不乏激情澎湃，恣意汪洋，字句的提炼功夫真是了得。
他的诗歌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善于融旧诗意境和格调于新诗；如《落日》：苍凉呀，大漠的落日，笔直的烟连着云，人死了战马悲鸣，北风起驱走着砂石。
第一、二句用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第三句从汉乐府“枭骑格斗死，怒马徘徊鸣”中化来。诵读起来作铿锵金石声，是融古诗意境于新诗的上乘之作，可圈可点。
其二是诗韵讲究音节起伏，琅琅上口，可吟可唱。以他的代表作之一《采莲曲》的头两段为例：小船呀轻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
菡萏呀半天，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清净呀不染尘埃。
溪涧，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拍轻，桨声应答着歌声。
……
每次读它时，总不禁想起唐朝天宝年间诗人李康成的《采莲曲》：“采莲去，月没春江曙。翠钿红袖水中央，清荷莲子杂衣香。云起风生归路长。归路长，那得久，急回船，两摇手。”
但这种从古诗提炼的意境却又在朱湘的新诗里得到升华扩展，而且不留痕迹。诗人用新诗的体裁，白描出无数妙龄女郎划小艇于绿波菡萏间，白衣与翠盖红裳相映；还利用音节的精巧处理，使采莲曲在轻快桨声中悠悠展开，形成了听觉上的美感。应该说，许多与朱湘同时期的诗人都致力于把诗还原成可歌唱的作品，推动着新诗的普及，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平民化的发展。
窃以为，朱湘在诗的成就上可与闻一多相提并论。鲁迅向来吝惜溢美之词，也称他为“中国的济慈”。
一个优秀的诗人注定是要在生活中命运多舛的，因为他生活在形而至上的自我世界里，世故文章是他永远难以及格的功课。反之，如果一个人世故练达，八面玲珑，也就很难保持一颗诗人之心，除了应酬奉迎唱和之作，很难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作品了。早在清华求学期间，朱湘钟情于写诗和喜读文学著作而常逃课，并因此记满三次大过而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复学后又读了一年才毕业。赴美后，又仍然由于极端的情绪化而导致一些冲突，不得不数次转学，最后连学位也没要就回国了。不过数次转学也不全怪朱湘个性怪僻。如1927年秋天，朱湘与柳无忌进入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在上法文课时读都德的一篇小说，其中言中国人像猴子，美国学生大笑。朱湘立即站起来退出课堂，而且不管法文教师如何道歉，宁可放弃学分也要立即退出此学校。由此可见朱湘实乃一性情中人，看似矫情，其实是赤子之心不能容下半点杂质。
正因为诗人的情绪化人格和孤傲，使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理想世界中，这也就铸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他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却不知宽容，不懂退让，以致不断得罪朋友，最后回国求职也颇多坎坷，四处碰壁，困难重重，人际关系十分紧张，写了诗都无处可发表。一怀清丽诗文，却穷困潦倒，拮据度日，甚至被茶房押着去找友人借钱以还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