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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段公案的后来的态度，至少是他对我就他以前的看法的否定性意见的认
同（此文收于我1995 年出版的《虫草文辑》，读者倘有兴趣，可以参看）。
因为文中也谈到对新诗中格律的问题，或一点谬见吧，绿原来信诘难，遂有
了这一来一往的两通书信。
对诗，不论旧诗或新诗，我只是热心的读者，对诗学所知甚少。文中所
说绀弩诗“可能是新诗中的格律的方面”这一偏见，显然是大有毛病的，接
到绿原来信后，就已自觉不妥。本来，将那篇文字收入《虫草文辑》时，就
想修改这个意见。但考虑到我们的信既已公之于世，我就无权再修改明知是
不妥的意见了。我答他的一信并无特见，但绿原的来信却把一些本属平常的
见解表述得十分精辟。刊物容易失散，因此收入本书，也算存此一案。
1996 年11 月记
绿原来函
满子兄：
近好！读了你的文章《聂绀弩“收回了的意见”》（《书城》杂志创刊
号），想写信跟你聊聊。你的文章后一部分谈的一个历史是非问题，可能是
本文的重点所在，虽说同我并非不相干，但公道自在人心，我也没有什么好
说的。前一段谈聂绀弩的旧体诗，倒引起了我的兴趣。
聂绀弩的旧体诗，先是《三草》，继而《散宜生诗》，还有近年问世的
《诗全编》，陆续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受到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了。既然众
口一词，都说它好得不得了，想来是不会说错的。但它究竟“好”在哪里呢？
我也是聂诗（指旧体诗，下同）的爱好者之一，惭愧对于旧体诗外行得很，
唯其外行，就常常希望从内行那里对聂诗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你的文
章本应满足我的这个心愿，无奈其中也有些说法我颇不以为然。你是我的朋
友，对你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是敢于直说的。其所以要直说，还因为你是
专家，你的意见可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对不起，我不巧想起
了鲁迅说的“专家多悖”这句话。这里且提出两点向你领教（这两点也可能
不是你的本意，但既然出现在你的文章里，就不妨栽在你头上吧）：
一是你认为聂诗“古今独步”，或者“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
无二”。尽管这个论断的依据多么富于权威性，我觉得它相当经不起常识的
推敲。首先，纵观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诗人，哪一位在诗史上又不是“独
一无二”的呢？即使有两位在造诣上不相上下，他们无不是“异曲同工”，
“别开生面”，从不可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能够设想有两个一模一样的
李青莲，一模一样的苏东坡么？果真有两位，其卓越风格竟然彼此相似甚或
相同，可以肯定一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诗人，另一位则是模仿者或抄
袭者；果真有两位，其创作成果彼此相似甚或相同又并非一方抄袭另一方，
那在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范围或许是可能的，而在以形象思维为基
础的文学创作范围，恐怕连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不会有。此无他，独创性作为
文学的本色与价值就在这里。那么，说聂诗在诗史上“独一无二”，岂不近
乎同义反复，无非说作者是个“真正的诗人”而已，说了等于不说，并无助
于读者理解聂诗之所以为聂诗。其次，如果“独一无二”不是概乎言之，而
是特指聂诗“既保持着传统格律的矩度风韵又是突破了前人窠臼独辟蹊径的
绝唱”，乍听之下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单就这种开拓精神而论，在几千
年的中国诗史上（且不必到国外去当“访问学者”，也不妨把“五四”以来
“不成气候”的新诗除外），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现在、将来”除了
聂绀弩，另外竟没有一个诗人达到过这种“绝唱”的水平。须知诗歌作为尖
端的语言艺术，其领域真可谓“浩浩乎平沙无垠”，在创作手法上独一无二，
对于真正的诗人，不但个个做得到，而且非做到不可。经专家考察，可以发
现在中国诗史上，达到那种“绝唱”水平的真正诗人竟然多的是（据说宋诗
就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程度内做到了），但不知有哪一位曾经被诗史家们褒
为“独一无二”过，今天把这顶桂冠戴在聂绀弩头上，是不是有——为了捧
聂而不惜把古人一笔抹煞，回头又为后代设置了“行人止步”的路障之嫌呢？
二是你认为聂诗的“方向，可能还应该是中国新诗，至少是新诗中的格
律诗的方向”。聂诗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新诗中的格律诗”又是什么？
这些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姑且不说。就说这种“方向”是指聂诗的形式或
风格而言，那么形式或风格作为诗人创作情绪的载体，是随时代、生活和个
人心情而变迁的，把它固定化并悬一而为天下法，历史上虽然并非无先例，
实践起来也恐怕非出乱子不可。如果这种“方向”包括内容（客观题材和诗
人的主观精神）在内，那么聂诗充其量只是“文革”这场浩劫中一个特定环
境下一部分人的特定遭遇和特定心情的体现。显然，还有更多不同形式、不
同深度的相关苦难，留给同代人和后代人在文学创作上作为“用武之地”—
—这里既可容许聂绀弩式的宠辱不惊的幽默或诙谐，也不能反对别种气质的
诗人表示义正词严的愤怒，或者掘发更深沉的历史规律内容：后者固无从代
替前者，前者也决不能因其“独一无二”而取消后者，“方向”云乎哉？！
难道新诗就不需要共同的“方向”么？当然需要，但它只能在诗人们的创作
实践中按照客观创作规律自然形成，决不是由哪一位理论家或领导人在竞技
场上放一枪就会出现的；即使有一位硬要放枪（例如添上“民歌”就补足了
一度出现的“方向”说），其结果必然是“全民写诗”的时代笑话的重演。
迄今七八十年的新诗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诗人的生活和斗争同人民的生活和
斗争交融在创作情绪中的一致性，只有诗人“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的独创
性，只有这种一致性和这种独创性的结合，才是中国新诗的方向：沿着这个
“方向”，即通过这种“结合”，不论是写格律诗还是自由诗，都会在诗史
上留下不可混同的时代性，同时在适宜的气候下留下不可混同的时代性，同
时在适宜的气候促使“百花齐放”的理想局面的出现。至于聂诗，它之所以
产生轰动效应，我认为可能正在于：一，它直接表达了当代人所共有的对于
“文革”的倒行逆施无可奈何的悲愤情绪；二，它通过所谓“以杂文入诗”，
在传统格律框架内进行了许可的改革，从而产生近乎幽默感的美感，这又间
接冲淡了人们在以恢复旧体诗为时尚的今天对于一些“优孟衣冠”的失望与
厌恶。也许这两条相结合，才是聂诗所以成功的奥秘所在吧，缺少其中一条，
它的效应难免不过尔尔，未必会达到轰动的程度。足见，说聂诗正是沿着这
个“方向”取得突出成就则可；反过来以偏概全或倒因为果，把聂诗说成“方
向”，则“臣期期知其不可”。借用另一位“独一无二”的诗人的话说，“素
材摆在人人面前，内容只有与之相关者才注意，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个秘
密。”（歌德）谈到聂诗，我们的“大多数人”偏要把这一位“独一无二”
的诗人的“秘密”作为“方向”公之于众，宁非怪事？不过，见怪不怪，原
来后者所指的“形式”和歌德所指的“形式”风马牛不相及。
以上浅见不啻班门弄斧，且担心真有点无的放矢，因为：一，这两点确
与你平日论诗的见解相去甚远；二，这篇文章本非专论聂诗，不过借以谈一
点与诗人相关的掌故。鉴于前者，我想可能另有使你不得不然的原委，那么
我有话直说，未始不可提醒你：你的文章如何如何而令读者产生怎样的误解，
因此设法澄清一下很有必要。至于后者，我本不想多说什么，都不过是“箭
在弦上，不得不发”，只不料诗人聪明一世，死后竟化为他笔下的“鬼谷子”，
仍为“噩梦”困扰着，不过冲他叫喊的不是“偿命！”而是“救命！”二字。
绿原
1993。8。1 北京
复绿原函
原兄：
说到诗，你称我为“专家”未免近于调侃。你写了五十多年的诗和诗论，
又译述了那么多诗（广义的诗）和诗论，同代的诗人中找不出几个可与你相
比的来。和诗所打的交道，用句俗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