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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就是“新经济”的出现。毫无疑问，新技术创造了新的机会并且整顿了工业秩序。但是新技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作假同时兴旺起来。你怎么才能知道一个公司是真正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新经济的位置，还是在准备伪造这种位置呢？
第二个因素是股票市场泡沫。正如罗伯特·希勒在他的著作《非理性繁荣》中所指出的，一个上升的市场就像是一个自然的庞氏骗局一样，后续的投资者的连续投资都会为其前期的投资者带来收益，这使得每件事看起来都还不错，直到人们身无分文被套牢一空。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但他并没有指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也容易出现蓄谋已久的庞氏骗局。当公众相信了这种伎俩的时候，那些诈骗者就可以大行其事了。
最后一个因素是有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以前，采用欺骗手段的那些公司和审计员会面临被诉讼的威胁。但是在1995年，国会无视比尔·克林顿的否决，执意通过了私人安全诉讼改革议案，这使诉讼变得更难了。账目清算公司连同它们审计的公司和出售它们股票的投资银行，的确不必再担忧什么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公司的动机，而且还要看到执行官们个人的动机。我们知道安然公司的管理人员给他们的投资银行家——不是公司的投资银行而是他们个人的银行家——一个机会，即向过去隐藏他们债务和吮吸他们钱财的皮包公司进行投资。想不想打赌，类似的交易难道不会发生在其他一些公司身上？
我希望安然事件是唯一的。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第4章 任用亲信模式 改革的阻力
2002年5月21日
“我建议你们，美国资本市场要想成型，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改变已被广为接受的账目清算原则。”这是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8年做演讲时所提到的。萨默斯先生督促经济处于困境中的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要仿效美国式的“透明度和揭发力度”。
现在美国自身出现了公司账目清算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然公司事件。因此我们会不会遵循我们给亚洲国家所提的建议呢？我们会不会把投资商所需的实情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呢？可能不会。这是个坏消息，因为安然事件的例子，尽管很极端，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总体上，对于美国公司来讲1997年是个分水岭。根据政府的统计，1992～1997年所有公司的利润都在迅速增长，但是随后就止步不前了；2000年第三季度的税后利润并没有前3年同期水平那么高。但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所显示的营业收益——公司报告给投资者的利润——比前3年高出46％。
虽然技术方面的原因使得报表数据与实际利润不能确切一致，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还是相当吻合的。那为什么它们会产生分歧呢？主要原因是1997年后，公司越来越多地在账目清算方面做手脚从而制造出一种利润增长的假象。
在一种利润增长不够20％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环境中，你会看到，公司的领导们不顾一切地使公司股票价格上升。为什么他们要不顾一切地这样做呢？简而言之：股票期权。和期权交易相结合的行情看涨的市场促使管理人员的奖金激增。根据《商业周刊》的评估，在1980年，大多数公司执行官们的工资是非管理人员工资的45倍还多。然而到了1995年，工资比率上升到了160倍；到了1997年，工资比率达到了305倍。执行官们想保持这个比率继续向上翻滚，他们做到了：到了2000年，尽管公司利润没有真正增加，但执行官们的工资是普通工人工资的458倍还多。
尽管执行官们确实拿到了超额的工资，但在这里我想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奖励他们的方式，正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与现实相脱节的虚假成功，所以他们得到了这种奖励。
确切地说，虚假现象仍是账目清算原则应该避免的。就像我上周所写的一样，正是由于不健全的记账标准和委曲求全的审计员们这二者的结合，纵容了公司的执行官们，使他们有机会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一些账目清算公司一旦得到了可获利的咨询合同，就高兴过头，于是被那些公司制造的烟雾和假象给欺骗了。
那么，是时候进行改革了吗？一些人说还不是时候。今天，参议员银行委员会准备通过由委员会主席保罗·萨班斯（PaulSarbanes）起草的议案，这项议案打算采取温和的措施对账目清算进行改革。这项议案已经得到了财经界一些最受尊敬的名人的认可——像杰出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和著名的投资人约翰·博格尔（JohnBogle）。但是议员菲尔·格兰姆（PhilGramm）仗着他的权力竭力游说账目清算行业，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将试图阻止这项议案通过。
我愿意成为无党派人士，我真的愿意。确实有些民主党人受到来自账目清算公司给予的巨额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试图阻止意义深远的账目清算改革的，明确地说，是共和党，他们的动机直接来自政府上层。《纽约时报》报道说格兰姆先生“和布什政府密切会晤”，试图阻止萨班斯的议案。
允许我重申一下我上次提过的：公司账目清算的诚实性不是左右手的问题，它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免被内部人所欺骗的问题。通过阻止对有问题的记账体系进行改革，布什政府给予一小部分寡头政治公司的利益超过了给予其他公司的。
最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账目清算进行改革并不只是针对美国的投资者而做出的。正如经济危机前的那些亚洲国家，美国依靠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这种资本流入取决于对美国资本市场完整性的国际信任。布什政府可能会认为投资者除了把钱投入美国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投资的地方了，即使我们不进行改革，那么他们的钱也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这和苏哈多所想的一样。
第4章 任用亲信模式 贪婪是祸根
2002年6月4日
“问题的关键是，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是有益的。贪婪在发挥作用，贪婪是正当的……贪婪——你们可以给这个词画个记号——不仅会拯救Teldar纸业公司，也会拯救这个出了故障的超级公司，即美利坚合众国。”
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WallStreet）中做出上述演讲的公司滋扰者戈登·盖柯（GordonGekko）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思想体系正在支配着公司的实际运行。这种体系为现在吞没美国商业的丑闻风暴的发生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允许我澄清一下：我所谈论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管理理论问题。从人的角度来讲，以前的公司领导者和现在的公司领导者之间没什么变化（不好也不坏），所改变的只是他们的动机。
25年前的美国公司和今天讲究实际的美国公司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执行官们那时的工资和今天丰厚的报酬比起来实在是太少了。那时的执行官们并不只是关注怎样使公司股票价值最大化，他们还把自己视为是为顾客服务的人，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员工。盖柯出演《华尔街》之前，业内最好的榜样是通用公司。
如今我们是真的理解“贪婪是有益的”思想体系的含义了，以至于很难想象这种体系曾经还发挥过作用。实际上，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代人来说，国家的生活标准是很高的。但是后来，经济增长步伐缓慢了下来——并且公司的滋扰者出现了。
滋扰者通常会适时声称他们能够增加公司利润，从而提升股票价格。他们的手段是劝诱公司采用更偏激、更刻薄的手法，通过用负债来替换公司的股票，他们促使公司顺利发展或者是破产。同时，通过把执行官们的一大笔个人资金注入到股票上，他们劝诱执行官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推动股票价格上涨。
所有这些做法对于那些公司财富的拥有者来说是有意义的。实际上盖柯的演讲是对教科书上“首席执行官”理论的说明，这种理论说的是管理人员的工资支付应该主要取决于股票价格：“今天的管理没有在公司上下赌注。坐在这儿的首席执行官们总共拥有不到3％的公司份额。”
20世纪90年代公司实践了这种理论。滋扰者逐渐从那种情形中淡出，因为公司不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