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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此外，花旗银行为这些注入“资本”支付了11％的利息，而瑞士联合银行则为9％。事实上，这两家银行支付的都是高于次级借贷者所支付的利息。为了偿还高额利息，这些顶级银行不得不进行有可能给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重大结构调整。像花旗和瑞士联银这样的顶级银行只有通过支付高额利息才能获得资本，这说明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同时也凸显了数以千计非顶级银行获得资本的困难程度。
这样的信贷紧缩是由于银行病态资产负债表所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个独特之处，并且这种现象在银行获得充足资本之前将不会消失。然而，通过收益来补充银行资本的过程将会异常漫长，尤其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由中央银行主导的流动性注入也无法结束信贷紧缩，唯有政府主导的资本注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在公众对于救助那些“愚蠢、贪婪、收入过高”的银行家的抵触情绪消除之前，政府也难以做出任何实际行动。
2008年2月，在东京举行的G7会议上，在一场角色彻底转换的会晤中，日本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要求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动用政府资金充实美国银行资本，额贺所主张的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曾经向日本施压以解决日本银行问题的要求。但是，保尔森却无法公开承诺美国政府的决策，因为他担心因此招致反对政府救助“富得流油”的银行家的不良政治后果，而这也正是日本官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面临的政治困境。
保尔森或许知道，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1992年也曾建议政府利用公共资金来解决日本银行的问题。但是这项建议引发了以无知媒体为首的公众大规模的反对，使宫泽的提议被完全掩盖。事实上，这些反对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此后的整整五年里，没有任何政治家敢于谈论银行的拯救计划，一直到1997年年末，当信用紧缩问题已经变得异常严重（图2…3），连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必须采取行动来应对为止。考虑到这些先例，保尔森或许相信，政府过早的动作实际上有可能引发反对浪潮，最终使计划无法付诸实施。
◎一、美国的现状：次贷危机（4）
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和公众将不得不继续承受信贷紧缩，直到因此造成的困境迫使公众在政治上容忍资本注入为止。到那个时候，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与其让美国银行向亚洲或者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支付高额利息，还不如由美国政府来承担这些主权财富基金的角色，如此一来，收入转移就会被限定在美国内部。美国在1933年进行的资本注入和日本在1999年的资本注入都没有增加纳税人负担，这些历史记录也使这样的提议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就如图2…3所显示的，日本在1998年3月的资本注入阻止了信贷紧缩的进一步恶化，1999年3月的资本注入则使日本银行能够继续发挥它们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
日本的经验同时表明，在进行资本注入时，许多专家和政治家所坚持的，为了“治理”银行以使它们不再犯相同错误的附带条件应该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改革银行和终结信贷紧缩这两个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一致性。事实上，许多银行宁愿缩减放贷也不愿意接受附带过多约束条件的政府资金。但是如果银行不接受这些资金，那么结束信贷紧缩的政策提议也就无从实现，经济将会继续沉沦。
日本的这个教训得来不易：当政府于1998年初开始执行包括美国财政部等众多观察家所坚持的，附带了严格条件的资本注入政策时，没有一家日本银行申请这种资本注入。包括竹中平藏在内的众多海内外银行分析人士和观察家都主张银行不应接受这种资本注入，取而代之的是缩减放贷，精简规模。虽然这些建议适用于单个银行，但是对于已经遭受信贷紧缩的日本来说，却导致了宏观经济上的灾难。最终，日本政府不得不取消资本注入的附带条件以拯救经济。这里的关键在于，试图运用资本注入这个唯一途径来达到方向相反的两个目标的政策本身就显得不负责任。治理银行的工作应该留给银行监管部门，而资本注入政策必须集中在中止信贷紧缩这个对于宏观经济更具紧迫性的问题上。
当前，一些欧洲房产市场，尤其是西班牙和英国市场也同样出现了低迷状况。由于过去数年间的房产热潮加速了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所以这个泡沫的破灭对于成长中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当大西洋两岸的金融机构已经呈现颓势之时，泡沫的破灭意味着决策者们需要竭尽所能来防止全世界的经济陷入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全球合成谬误。
4。政府金融机构支撑了美国的房产市场
目前，唯一在努力解决这种合成谬误的美国官方机构是联邦住宅贷款银行（FHLB），这个机构仅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向金融机构提供了数百万亿美元以维持美国房产市场的运作。
也就是说，正是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类公共基金在支撑着美国的房产市场。假如这个市场只依靠私营部门的话，也许早就已经崩溃。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组建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在拯救21世纪的房产市场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
然而这也同时折射出情况的严峻性。再加上银行需要缩减放贷，提高自身资产比率，局势在短期内不会有所改观。
5。美国正在重走日本当年清理不良贷款的老路
到数年之前为止，日本的银行系统面临着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除了少数银行向国际市场出售股份以外，这些问题大部分最终在日本国内找到了解决方案。
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谨慎态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主张日本的银行应该尽快将它们的不良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注销，并且直到市场出清为止听任资产价格的下落，美国的这些主张在日本国内得到了竹中平藏的遥相呼应。然而情况现在出现了逆转，美国在财政部长保尔森的领导下正在执行的恰好就是当年他们所抨击的日本所执行的政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编辑和首席经济评论员——译者注）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也已经指出了美国10年前对于日本的指责和当前保尔森部长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反差。2
美国当年对于日本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日本当时的选择和美国现今正在实行的对策对于两国所面临的问题来说都是恰如其分的。当时之所以会产生那种误解的原因在于，那些评论者们没有意识到，按照资金需求是否存在和问题的影响程度涉及局部还是整个银行系统，银行危机实际上有四种不同类型，以及四种相应的解决之道。它们分别是：
◎一、美国的现状：次贷危机（5）
第一类（I）：存在资金需求的局部危机。
第二类（II）：存在资金需求的系统危机。
第三类（III）：不存在资金需求的局部危机。
第四类（IV）：不存在资金需求的系统危机。
前两类危机发生在经济周期处于“阳”态阶段时，而后两类则发生在经济周期的“阴”态阶段。
这四类危机表示在表7…1中。3
表7…1 四种类型的银行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阳”态阶段
资金需求正常 “阴”态阶段
资金需求低迷或者不存在
银行危机
局部 （I）迅速清理不良贷款
奉行问责制 （III）稳步清理不良贷款
奉行问责制
系统 （II）缓慢清理不良贷款
向银行让利 （IV）缓慢清理不良贷款
资本注入
在此基础上可以判定：
1989年的美国储蓄信贷协会（S&L）危机属于第一类。
1982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1～1992年遍及全美的信贷紧缩，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欧银行危机属于第二类。
日本在1995年之前的状况属于第三类。
日本自1996年、中国台湾自2000年、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美英两国自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都属于第四类。
从以上的表7…1中可以看出，只有在面对第一类银行危机时，迅速清理银行不良贷款才是最佳解决之道，而对于其它类型的银行危机，只有谨慎稳步的方式才能产生较好的结果。在面对第二类和第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