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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日本人自上次俄国投降后性格已完全改变，比如，他们在菲律宾的肆意破坏和残暴是世界周知的。不过，对于象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是必然的。首先，敌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后来，菲律宾的日军虽然投降了，日军仍在战斗。第二，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所有日本人几乎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们对排日的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中影响的扩大以及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的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面，否则是另一面。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前此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涤除积垢。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的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属于接受战败“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奏了效。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先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一次生动的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计的。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神格时，天皇曾提出异议，说让他抛弃他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他说，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强忍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不理解，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允许日本人得到了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诸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便利。”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合也重新抬头。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的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那时农民请愿常因年贡、赋役过重，妨碍正常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不是企图变革制度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论管理政策如何具有好意，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问题必然很尖锐。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同样尖锐。军队复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大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但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深知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讲到，对于那些历尽艰辛而战败的日本土兵，战败这杯苦酒该是多么难喝。报纸请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一般地说，遣返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规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以前，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时都要行礼。入伍时衬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款以美酒佳看，伴以美女歌舞，士兵坐在首席。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那种优厚待遇。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如此而已。在许多城市及村镇，他们受到冷遇。了解了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是多么苦痛，你就不难想象，这些军人多么喜欢与旧日同伙相聚，缅怀过去那种日本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时代了。而且，他的战友中可能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作战。他们会说：为什么要绝望？他将再度打仗！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在日本早就存在。这些团体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复仇宿愿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可能参加这种秘密团体。这类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对名分的情义”，是允许使用的。为了消灭这种暴力，今后若干年内，日本政府还必须继续以往长时期的努力，即强调“义务”，而贬抑对名分的“情义”。
因此，仅仅号召（不要）“判断”（错误）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使目前二、三十岁的人有生活之路，能“各得其所”。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不景气，日本人就回到农村故乡。但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加上债务重负，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因为，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十分强烈，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它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日本人今后无疑要定漫长的困难道路。但是，如果国家预算不列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大约十年间，日本岁入的一半花在军备及维持军队上。这样的国家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租税，是有可能为健全的经济建立基础的。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租税及佃租。这与同是种稻国的缅甸、暹罗相比情况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根结底是用来支付军费的。
今后十年期间，欧洲或亚洲任何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搞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可以把财富用来建设健全、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几乎未注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费用而陷入贫困，我国没有蒙受战争灾祸。我们不是以农为主的国家，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的大量生产和机械设备已如此完善，若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及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将失业。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其它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即便西欧也很不同。德国尽管要负担巨大的赔偿，但因不能重新武装，在今后十年左右，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设起法国所不能做到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的当前目标是军事化，而其野心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含军事化目标，它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将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利用其势力支持这项计划，将对日本是很大的帮助。
想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作不到，任何外国也作不到。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国家，这种办法从未成功。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认为需要向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们的为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