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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浪人为了筹集参加复仇的资金，竞把自己的妻子卖去当妓女。这位妻子的兄长也是浪人之一，得知复仇的秘密已被妹妹知道，竟准备用自己的刀杀死妹妹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使大石同意他参加报仇行动。另一位浪人杀死了岳父。还有一个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吉良侯家当女仆兼侍妄，以便从内部通报消息确定何时动手。这项行动使她在完成复仇之后不得不自杀，因为，尽管是伪装侍候吉良，她也必须以死来洗刷这一污点。
12月24日雪夜，吉良大摆酒宴，警卫的武土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袭击了防守坚固的吉良府第，杀死警卫，径直冲进了吉良侯的卧室。但吉良并不在那里，而被褥还有余温。浪人们由此知道他就藏在府内。终于，他们发现有一个人龟缩在存放木炭的小屋里。一个浪人隔着小屋的墙壁刺进长矛，拔出来时矛尖上却没有血。长矛确实刺中了吉良，但吉良在长矛拔出时，竞用衣袖拭去了污血。他这种小动作毫无用处。浪士们把他拽了出来。他说他不是吉良，只是家老。这时，四十七士中的一个人想起浅野侯曾在殿堂上砍伤吉良，肯定会留有伤疤。根据这个伤疤，浪土们认定他就是吉良，并要他当场切腹。他拒绝了这当然证明他是个怕死鬼。于是，浪人们用他们的主君浅野侯切腹时使用的刀砍下了他的首级，按照惯例把它洗净，实现了夙愿。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被割下的首级，列队走向浅野的墓地。
浪人们的行动震撼了整个东京（江户）。曾经怀疑过浪人们的家属及岳父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和浪人们拥抱，向他们表示敬意。大藩的诸侯沿途热情款待他们。他们来到墓前，不仅把首级和刀供在墓前，而且还读了奉告亡君的祷文。祷文至今还保存着，其大意是：
〃四十七士谨拜于主君灵前（中略）。主君复仇事业未竞之前，实无颜为主君扫墓。心神焦虑，一日三秋……今将吉良首级供上。此短刀乃主君去岁所珍用，嘱吾等保管者。愿主君执此刀再击怨敌首级，永雪遗恨。谨祷〃。
他们报答了〃情义〃。但他们还需要尽〃忠〃。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他们违犯了未预先呈报就进行复仇的国法。不过他们并没有背叛〃忠〃。凡是以〃忠〃的名义要求的，他们都必须执行。幕府命令四十七士切腹。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读本是这样写的：
〃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
也就是说，浪人们由于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对〃情义〃和〃义务〃都作了最高的回报。
日本这首国民叙事诗版本不同，文字、情节略有差异。在现代电影中，故事开始时的贿赂情节被改为色情。吉良追逐浅野的妻子，而且，由于对浅野妻子心怀不轨，才故意教浅野犯错误，使之受辱。贿赂的情节被抹掉了，而有关〃情义〃的一切义务则描绘得更加深刻。〃为了情义，他们抛妻，弃子，轼父。〃
〃义务〃和〃情义〃发生冲突的题材也是其它许多故事和电影的基础。最为优秀的一部历史电影取材于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时期。这位将军继位时，年纪尚轻，没有经验。当时，对将军的继位人选，幕臣们分为两派，一派被挫败。他们想拥立与他年纪相仿的近亲。其中有一位大名，一直牢记失败之〃辱〃，虽然第三代将军成长后很有政治才干。这位大名却一直伺机谋杀。一日，将军及其亲信通知他，准备巡视几个藩国。这位大名必须接待将军一行。他抓住这个机会，企图雪除宿怨，实现〃对名分的情义〃。事先，他处心积虑，把自己的宅郎变成堡垒，堵塞一切出口，层层封锁。他还策划制造墙倒屋塌，把将军及其随从压死。他的阴谋是在冠冕堂皇的伪装下进行的。他的接待宴席极尽丰盛。他还叫一位家臣舞剑为将军助兴，并指示他在最高潮时刺杀将军。按照〃信义〃，这位武土不能违抗主君命令。但是，〃忠〃的原则又禁止他刺杀将军。银幕之上，武士的舞剑姿势充分刻画了他的内心矛盾：他必须下手，他又不能下手；他即将行刺，但又不能行刺。他尽管有〃情义〃，但〃忠〃的威力毕竞太强。渐渐地，舞姿乱了，将军一行生了疑，他们突然离开座位。铤而走险的大名下令毁坏房屋。将军刚刚躲过舞剑者的剑，却又面临墙倒屋塌的危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舞剑者走上前去，带领将军一行通过地道，安然脱险。〃忠〃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理人向舞剑者表示谢意，再三劝他去东京（江户）接受荣誉。那位武土回顾即将例塌的房屋说，〃不行，我要留在这儿。这是我的义务，我的信义〃。他离开了将军等人，跳进废墟中死去。〃通过死，他兼顾了忠和情义，使两者趋于一致〃。
古代故事并未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中心，近代则成为一个主要题材。近代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为了〃义务〃和〃情义〃不得不抛弃爱情和人情，这种题材不仅没有冲淡，而且大肆渲染。就象日本的战争影片易使西方人感到它是绝妙的反战宣传一样，这些小说也往往使我们认为，似乎它是在追求一种按照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这些小说证明，确实存在这种冲动。但日本人议论小说或电影的情节时，其看法往往与我们不同。我们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有爱情、或者抱有某种个人理想，而他们却批评这种主人公是弱者，因为他太重感情而未能履行〃义务〃或〃情义〃。西方人大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因此，西方人看了日本小说和电影后所肯定的意义与日本人所肯定的极不相同。
在评价自己或周围熟人的生活时，日本人也使用同样的标准。他们认为，在与义务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迷恋个人欲望，那是弱者。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判断的。其中，与西方伦理最对立的莫过于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孝的世界〃中，妻子只处于边缘地位，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丈夫的义务很清楚。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孝〃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同意离婚。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两人已经生了孩子，他也得离婚，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更坚强〃。日本人有句话是：〃孝道有时要求把妻子视同路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妻子充其量不过属于〃仁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在义务的世界中也不能处于中心地位。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及祖国的感情相等的地位。193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公众面前说，回到日本后非常高兴，理由之一就是与妻子重逢。他为此受到世人的批评。人们认为，他应该说，是因为见到了父母，看到了富土山，以及能为日本的国家使命而献身。妻子是不属于这种层次的。
进入近代以后，日本人自己也显示出，对道德准则如此强调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区别是不满意的。日本的教育有很大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最高道德。恰如日本政治家把天皇置于顶点，排除将军及封建诸侯，以简化等级制一样，在道德领域内，他们也努力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的范畴之下，以简化义务体系。通过这种办法，他们希望不仅把全国统一于〃崇拜天皇〃之下，而且减少日本道德的多层次分散状态。他们力图教导人们，实现了〃忠〃也就完成了其它一切义务。他们要使忠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势力范围，而是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
这种设想的最权威宣言就是明治天皇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这份敕谕连同《教育敕语》才是日本真正的圣典。日本没有一个宗教拥有圣典。神道没有经典，日本的佛教各派或者以不著于文字的东西为教义，或者以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之类来代替经典。而明治天皇的敦谕和敕语则是真正的圣典。宣读之时，神圣庄严，听众毕恭毕敬，鸦雀无声。其曾敬程度犹如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书，每当捧读时从安放处恭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