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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学生了。人大概是四五岁记事，六七岁明白事理，开始学习——否则为什么定这个年龄上小学？12岁的小学生，哪里有什么往事可以追忆？连圣人孔子都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圣人尚且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求一个12岁的小孩写一篇深奥的文章呢？
北京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上册，2005年）对作文“往事”的要求是这样的：“记述以往的故事，将最难忘的故事写下来，努力回忆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细节。”课本还有五篇范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花脸》《荷塘》《报纸的故事》和《母亲的纯净水》。五篇中没有一篇公认的名作，不知为什么人选。为什么不选鲁迅的《藤野先生》？那才是记叙往事的经典。不错，五篇范文写了往事，但作家都已步入中年，自然要感慨人生，自然是要追忆往事。少年没有往事可以追忆，恐怕多数青年也没有往事可以追忆。
那么改一改题目，改为《一件难忘的事》如何？还是不好，还是需要胡编乱造。同事的孩子上中学了，有篇作文写的不错——作文题目就叫《一件难忘的事》，说的是他亲眼看见小区内几个顽童残忍地杀害了一只小鸟。选题不错，确实是一件难忘的事。只是孩子私下承认，故事完全是他编造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要有意义，思想又不能出格。那就只能胡编乱造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关爱动物的好孩子（比以前是进步了），再编几个残害小鸟的坏孩子。这种写法使人想起了“文革”，“文革”中写文章就是要胡编乱造。
其实，周围可写的事不少，堵车、享有特权的小车、上访人群、空气污染，还有沙尘暴，都会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影响。但这些都是反面故事，写了容易引起争议，很可能过不了关。我们并不允许自己孩子有多少自己的想法。比如，今天看到长城，我们就只能感到骄傲，只能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我们能不能悲哀呢？长城是用我们先人累累白骨堆砌而成的。长城是暴君的产物。如果我们的先人不是秦皇，而是那些累死或被打死在长城工地上的劳工，我想他们多半会说，不要修此长城，胡人打过来也不要修此长城。胡人再残暴，还会比秦皇更残暴吗？这样的观点学生敢写吗？如果学生敢写，改卷的老师敢不敢给高分？写不出来怎么办？写不出来就编，胡编乱造。于是，从小学就学会说谎，说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长大了也是靠说谎取胜。
我们希望有创新，但创新需要反叛。反叛才有批判性，有批判才有创新。如果因循守旧，机械模仿，哪里会有什么创新？如果伽利略没有向教皇提出挑战，我们今天还可能以为地球是圆的。如果没有一个猩猩首先直立行走，我们今天还可能住在树上。教育下一代很像是领跑，师长领着孩子跑一程，随后便退在一边，看他们自由地飞翔。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后代创新，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超越我们。既然他们要超越我们，为什么还要完全扼杀他们自由的心灵呢？美国电影大师施毕伯尔格曾经说过：“人们问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总是很简短，说的也是真话，就是我还没有见过有谁比我更能保持一份童心。”天才就是童心，反叛才能创新。我们出不了施毕伯尔格这样的大师，五十年出不了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扼杀了自己孩子的童心。我们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成语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字词占很大比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共收成语八千七百条，可见成语之多。除非当专业作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几乎不用成语。法律文书以及一般公文中几乎不见成语。成语意思过于丰富，也可以说是过于含糊，用了比较容易引起歧义。谈恋爱一般也不用成语，字珠句玑的对话只有戏文里才有，日常用了反有作戏的成分。如果不用成语，如何掌握成语？如果不用成语，有什么必要化大力气学习成语？试问，即便是成人，即便受党教育多年，我们自己又能掌握多少成语？我们自己又能正确使用多少成语？
唐诗是中国文化辉煌的顶峰。李白不用成语，诗歌照样写的很好，清词丽句，意境深远。比如他的《送友生游峡中》：“风静杨柳垂，看花又别离。几年同在此，今日共驱驰。”诗里就没有什么成语。我说唐诗好，中国文化中唐诗最为自由浪漫。但许多朋友不同意。那么怎么是好教材呢？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教材是好是坏呢？我想，好教材首先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课文。我们的先人已经做了筛选，凡能流传至今的，大多已经证明了其价值。比如《孟姜女哭长城》，一个流传很久的古老故事，直到“文革”前我国小学课本中都有此文。以人为本、反对暴君、歌颂自由，这是恒古不变的主题。那么如果需要与时俱进，增加新的内容当如何？我觉得德国的办法比较好，就是学校与家长一同商量，共同决定应该选人哪些新的教材。
鲁迅说过：“救救孩子。”我觉得鲁迅似乎过于乐观了。孩子是我们救得了的吗？我们自己都救不了，如何去救孩子？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我们已经输了几代人。今天与国际接轨是我们与别人接轨，而不是别人与我们接轨。“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从废墟上站立起来，早已加入了世界富国的行列。可见，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复兴。但我们的父辈已经含恨结束了奋斗，我们自己很快也要含恨结束奋斗。悲哀的是，如果继续这种教育，我们也已经输了明天。棋还未下，就知道自己必输无疑，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鲁迅也过于看轻问题了：我们不仅是没有救孩子，反而是在害孩子。我以为现在不是要救孩子，而是要放过孩子，求求他们放过我们的孩子。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重要来源就是读书，尤其是阅读学术著作。2005年，出版社、书店、媒体为学术著作的出版推广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哪些图书可以称作学术著作？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现状如何？
2006年1月9日上午，已创刊二十年并长期侧重推介学术著作的博览群书杂志，联合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书评周刊，在皇家大饭店主办了学术著作出版推广研讨会。17家出版社、学术书店、专家和专业媒体代表共聚一堂，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出版社代表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何林夏、北京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主任张涛，书店代表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专家代表郑也夫、止庵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金明善、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余江涛、广州学而优书店总经理陈定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梁志学等也做了精彩发言。
大家的发言各有侧重。朱杰人社长介绍了该社近年来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的长足变化和2005年人文社科著作学术年的情况，对学术著作未来的发展既饱含希望又有所忧虑。何林夏总编则阐明了他心目中出版社品牌成熟的五个标志，分别是：鲜明的出版方向和出版特色，稳定的作者队伍、丰富的出版资源和充分的选题储备，通畅的销售渠道和稳定的读者群，优良的质量和良好的经营团队。张涛主任总结了他们在学术著作市场营销方面的宝贵经验，刘苏里总经理也站在销售商的立场上与出版社展开了对话。郑也夫和止庵先生作为常年关注学术著作出版的学者代表，在会上献计献策，畅谈了他们的体会。
新疆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维青、浙江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邵若愚、广西师大出版社副总编孙杰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曹宏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潘少平、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商务印书馆策划部主任张稷、人民出版社宣传策划部副主任鲁静、北京风入松书店总经理章雨芹、西安嘉汇汉唐书城副总经理罗秀珍等业内人士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希望学术著作的出版推广，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最终实现大家所期待的繁荣。
新书信息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年过八旬的文化史名家彼得·盖伊在其学术生涯的前期以研究弗洛伊德和启蒙运动而闻名，后期则专注于对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