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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压对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究竟还是不堪承受之重。
1949年是1948年的顺延，这种顺延并不仅仅是时间流程意义上的。时局已经清晰乃至定格，知识分子已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顺应的问题。一向对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抱有切身之痛的那代知识分子，面对中共建国初期的新气象倍感惊奇和振奋，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张元济的一句“及身已见太平来”真实地道出了那一代人的感受。但生活是复杂的，知识分子与一个全新的政权之间、旧的生活经验和新的社会格局之间、乃至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奏出的未必全是和谐的音符。
1949年2月，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叶圣陶、宋云彬等民主人士一行二十余人从香港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轮”，向北方解放区行进，这就是有名的“知北游”。此行非同一般，这群著名的文化人士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的。为此行留下可贵的私人记录的叶圣陶后来在出版这一时期日记时写了篇小引，“（参加此次旅行的人）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这差不多是即将与新政权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华中轮”上的人知道，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召唤着他们，一张全新的蓝图正在勾画，而且他们已被明白告知，他们也是这张蓝图的一部分，斯情斯景之下，心理自然是相当微妙复杂的。1949年的“知北游”既是叶圣陶等人憧憬未来激情满怀的光明行，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人生新的跋涉。“知北游”中分明有几个关键词：兴奋，好奇，疑虑。叶圣陶一行刚刚进入北方解放区时，对所见所闻倍感新奇。叶圣陶的日记中于此颇多记载：“（出面接待民主人士）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人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义。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欢迎会上观看田野间演出《开荒》，“余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但也有不习惯乃至困惑的地方，“余与铎兄闻教员俱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招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又如3月8日妇女大会，叶圣陶一行应邀参加。叶氏发现“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同行的柳亚子当日也记有日记，“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点”。有意思的是到了1949年的4月，柳亚子在给画家尹瘦石的信中却说：“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
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利用各类真实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大变化时代脉搏的跳动的日记、书信等资料，是一本几乎完全靠第一手资料说话的书，唯其如此，它更能让人有很深的感触。笔者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对于堪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新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满怀热望，并真诚地试图融入这个时代之中。在刚刚过去的1948年，史学家金毓黻还在日记中为东北战事发议论说：“吾辽大难临头……如何度过，殊难逆料”。但时间迈入1949年2月，解放军自西郊进入北京城，则在金氏日记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阅毛主席泽东所撰《新民主主义论》”，“李君告余现代生活方式应向工人看齐，此语极为扼要，盖往日生活方式向士大夫看齐，以致演成奢侈颓废之风俗。今日不然，以农工为社会中坚，必业此者乃为人民之本位，故工人之生活即全国人民之标准生活也。不悟此旨，则不能适应时代，又非具有最大决心不能改变此生活方式。”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是更显著的例子。北平解放后，励耘书屋的书桌书架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陈垣在公开和私下的谈话中表示，“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我今年已七十，可惜闻道晚矣，但是本人一定努力地跟上去”。同年4月，陈先生更抛出了那封著名的致多年学术知交胡适的公开信，信中说：“我第一次意味到我们对历史所作的全部研究工作是主观的，是不科学的”。现在重读这些文字，笔者并不想作什么惊人之论，只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分子为融入新时代而付出的真诚的努力，只是这种真诚的努力是否有知识分子预期的效果，是否为外界所满意，还值得探究。关于这一点，宋云彬 1949年5月的一首诗很值一读，题曰《自嘲》，诗云：
结习未忘可奈何，白干四两佐烧鹅。
长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锅。
避席未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
中层阶级坏脾气，药救良方恐不多。
“结习未忘可奈何”，是自责，怨怼，还是略带几分文人的傲气？在宋氏1949年的日记中我们还看到他深以参加“冗长之报告会”为苦，屡屡逃会的记录。应该说，在大变动的时代自觉有几分不适应，而且把这种不适应表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像宋云彬这样的并不多。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手头有一本这次大会的《纪念文集》，其中收了部分作家在会上的发言稿。和作家们过去的文字相比，这份发言稿从题目上看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是来学习的》《新的诞生，旧的灭亡》《人民改造了我》《在学习的路上》……像情感的流露，心境的反映，更像对一个新时代的表态。到了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城楼升起的礼炮，这种流露、反映和表态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巴金面对如海啸般欢呼的人群，感觉到了“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溶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撰文表示“我要写”、“写人民的胜利和快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而最为精彩的一笔则是胡风用浓墨泼下的：
时间开始了！
是的，时间开始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谁也不知道即将上演怎样的剧目，自己将会担任怎样的角色……
（《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12．30元；《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30．00元）
什么是勇敢
■ 何怀宏
我发现自己更喜欢读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尤其是“军事作品”，它们看来更健康、清新、自然、切合常识、让人愉悦。他后来的思想也许更深刻，但也偏执，还不是只折磨自己的偏执，而是也折磨别人的偏执——甚至是更厉害地折磨别人。他后期的渴望无限和永恒不是像帕斯卡尔那样的温和的劝说，主要涉及自己，而是试图整个改变社会、动摇一般的政治秩序，希望所有人变为新人，使人们完全洗心革面，诸如禁绝情欲、彻底奉献、绝对不服从国家、废弃私有制、不服兵役、绝对不以暴力抗恶……而那是众人、甚至他自己也难于完全做到的，是他笔下圣徒似的人物谢尔盖神父也很难做到的。他后来不仅自己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渴望，也有一种以这种理想救世的渴望。可是，在早期的作品中，托尔斯泰更尊重和赞扬普通人的可能性，那时他持有一种平和心。
我没有多少资格谈艺术，只是撷取一些我注意到的具有思想意义的突出点。之所以做这件事，除了自己喜欢，还因为看到了太多的流行的思想误读。这种误读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因为世界大变而有所变化。我看到，人们接受的诸多“二十世纪的偏见”——真应该对它们进行一次专门和仔细的清理——是多么深地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它们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