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挥，为理想的目标奋斗，舍弃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呢？他们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这么做呢，他们难道不是比一般群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吗，他们难道不是比群众自己更懂得群众的利益吗？
事实上，在费希特之后，不少思想家、革命家和导师，正是这样认为的。对自己知识、道德水平和使命的自信使许多人认为自己可以驱使人民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奋斗，哪怕造成灾难也在所不惜。
令人吃惊的是，费希特的逻辑演绎链条突然断了，他说：“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不屑一提……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看作这样的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在费希特对学者的高标准、严要求和他们影响人们和社会的方式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正是这个落差使费希特没有走火入魔，避免了“强制有理”的结论。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费希特的思路没有偏离自由原则，这是哲学思维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原则。
可以承认，哲学学说、哲学方法有高下、优劣之分。唯理论和经验论，先验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整体主义和原子主义等等，各有其优点和不足，更准确地说，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不同的问题会更多地表现出长处或短处。我在前面说，费希特关于学者使命的结论是极端肯定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的哲学是经验论而不是先验论，如果他不是仅仅作理性推导，而是不时地停下来进行自我怀疑，就不会那么极端、那么肯定。不过我们也看到，任何哲学思考，只要不脱离自由原则，就不容易造成实际危害，不会违反直觉、常识以及人类公认的价值。所以，我读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的最大感受是，他是一个倡导和坚持自由的伟大的哲学家。
郭大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在费希特的所有著述中，《论学者的使命》（1794）无疑是被中国读者阅读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的一种。这首先要归功于它本身的清楚明白，不似“知识学”那般的艰深与晦涩，再加上纯熟精准、文情并茂的译文，贯穿在这些演讲中的睿智、真诚与激情，往往会让许多读者有一气呵成、爱不释手的阅读体验。
《论学者的使命》虽属于面向大众的、非专业性的通俗演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演讲在费希特的思想体系中无足轻重。相反，费希特关于学者的论述不但是建立在知识学的原则之上的，而且是这些原则的应用与实践，真实体现了哲学家的抱负与人格，因而也就成为把握费希特思想的重要文献。费希特深受狂飙突进运动的感召，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思想，渴望行动，力图让自己的思想向现实突进。正因为如此，费希特特别重视学者在社会中的作用，甚至他一生中的教学活动总是伴以有关学者的公开演讲作为开端：1794年在耶拿大学做了五讲“论学者的使命”的公开讲演；1805年在埃尔兰根大学做了十讲“论学者的本质及其在自由领域中的表现”的公开讲演；1811年在建校伊始的柏林大学做了重新阐述“学者的使命”的五次公开讲演。
在上述三种演讲中，1794年的演讲无疑是最为著名的，它赋予了学者以崇高的地位和艰巨的任务，从而成为激励知识分子的人生指南。费希特继承康德的思想，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视为人类自身完善的最终手段。学者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阶层，其基本的职责就在于将各种文化知识进行研究、整理和概括，使之成为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科学。学者借助于科学来“保障人类的全部天资得到同等的、持续而又进步的发展。由此就产生了学者阶层的真正的使命：高度重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由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认识引导的，所以发展理性认识的科学事业，“即使不算最高尚的，也是最重要的和最高级的”。而要担当起整个人类的大脑和全社会的良心的职责，学者应当始终对人类的命运投以终极性的关注，密切注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断去发现、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事物，只服从真理，而不应当愚弄人类。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如此一来，学者的第二项使命就是要把所拥有的知识用于社会、造福社会，使科学文化得到传播和发展。由于学者是人类文化传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因而，学者要尽可能全面地向前人和同时代的人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并把所掌握的科学文化以适宜的方式传播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向他们阐明和澄清真理，同时还要结合所处的时代的新特点、新情况，做出新的创见。要传承文化、做好人类的教师，学者就应当“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播技能”。
学者在传播知识时，如果他在道德方面落后于其他阶层，不言而喻，人们就会对他所传播的东西持怀疑的态度。无论是诱惑还是强制，都不能使人接受他所怀疑的东西。所以，学者不但要言传，而且更要身教。只有言行一致，吐辞为经，举足为法，才能真正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这样，学者的第三项使命就是成为时代的道德楷模，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费希特的这些论述不但在当时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具有将启蒙事业引向深入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振聋发聩的余响，任何一位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会感触良多。对照费希特关于学者的定义，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不能尽如人意。按照《汉书》中的说法，“诸子十家……各引一端”，不过是为了“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自武帝设五经博士……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们虽然历经磨难，但至今似乎还不能在民众中确立起自己令人信服的形象，怨声载道的“学术腐败”和“文人无行”的现象，无不证明，当今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胜任费希特所界说的学者的使命。更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一些名满天下的鸿学硕儒，或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或以讹传讹而不自知，以炫耀雕虫小技、曲世阿俗、哗众取宠为荣耀，以欺瞒天下为乐事，甚至堂而皇之地甘当“资本家的乏走狗”。
造成这些让人心寒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至为关键，这就是学者应当始终坚守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因为历史上学者的种种“不幸”恰恰根源于人格与自由的自我丧失。费希特早已明确地指出，独立与自由是学者履行其职责的基本条件，因为“我存在，我是独立的存在者。”“自由地获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地使用一切为了我们精神的教养和道德教养而对我们开放的东西，是我们的使命；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和道德将是一件无用的礼物。我们的教育和教养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是精神与精神的相互沟通。从这个源泉汲取教养的权利我们不能放弃，除非放弃我们的精神，放弃我们的自由和人格。”这些话确实值得我们反复深思呵！
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穿过二百多年沧桑的时空，呼唤着中国学者的良知。
李文堂（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一系列演讲，可以说是非常古典的，充满了一种古典的学者精神，一种单纯而明晰的精神气质。这不仅与柏拉图的教育理念、约翰福音的传达使命相承接，而且从形而上言之，也与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相贯通。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要理解“学者的使命”，首先要理解“人的使命”；他认为这是一个“最高深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知识学中“最高深的问题”。“最高深”的不在于“人”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人的“使命”是什么的问题。人有使命吗？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