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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马福祥率百名精锐部属，乘船顺势而下，察看河套一带地形及王丹尼玛行踪。行至官渠，“有匪骑十余，见我舟，鸣号角跃马，做攫拿状，反被马福祥擒获。经审问得知他们是旺丹尼玛部游骑，并获悉旺丹尼玛就在附近住息。7月，马福祥在五原境内的黄河上设大船三只，备以盛宴，约请旺德尼玛，旺德尼玛认为在自己的地盘内，马福祥也不敢轻举妄动便如约赴会。在宴席上，马福祥将自己没装子弹的手枪给旺德尼玛看，旺德尼玛将自己的手枪摘下给马福祥看，随即马福祥示意伏兵，当场将旺德尼玛拿获，旺部随从有几人反抗被立即击毙，同时擒获巴图得胜、韩浮海、彭苏胡等旺的得力部将，随后将旺丹尼玛解往北京。与旺德尼玛共同叛乱的抱疙瘩佛见大势已去，被迫通电表示归顺，拥护共和。旺丹尼玛曾多次在包头一带为害，当地人民深受其苦，马福祥智擒旺丹尼玛之举，不仅为包头及河套人民消除祸害，而且库伦当局利用旺丹尼玛分裂内蒙的阴谋也被完全挫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1929年春，蒋介石经营边事军官学校，校内设蒙疆训练班，培训边事人才。特邀请马福祥为讲师，为学生上课。马福祥欣然应邀，在军官学校就蒙藏问题讲了两个多月，期间他悉心备课，多方引证材料，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倍受学生欢迎。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国防的巩固他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治理蒙藏地区最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而发展经济必须交通先行。1929年9月30日在蒙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福祥发表了《治理蒙藏回部计划》的演说，他指出：“窃谓今日为蒙藏二族谋福利，不外广设学校、振兴实业，而亲爱蒙藏僧俗各领袖，尤为先务之急。……清季自达赖出走，而前政权几归于英。蒙旗自哲布尊丹独立，而外蒙几归于俄，其最章章者也。亲爱蒙藏自领，以收蒙藏之心，在于学校实业急起直追。”马福祥认为，振兴蒙藏民族实业，首先发展交通最为重要。因蒙藏地区交通阻塞，直接制约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运输便利，蒙藏地区工商业自然随之兴旺起来。
他还指出，政府及国人除应重视蒙藏地区发展外，新疆问题也不可轻视，应与蒙藏问题摆在同样位置。新疆缠回（维吾尔族）与甘肃萨回（撒拉族）人数不少，而教育之落后甚于蒙藏。由此可见，他把发展蒙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改善交通作为解决蒙、藏、回、汉等民族纠纷，推进民族和睦，巩固边疆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见之明。
1930年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在边疆地区的丰富的施政经验，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蒙藏事务及加强国防建设中。他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后，立即在南京召开蒙藏各部王公会议，提出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发展民族教育，开发蒙藏地区，加强西北国防建设。在蒙藏委员会下设筹边社，他在《蒙藏委员会筹边社开幕词》中说：“蒙藏委员会为蒙藏最高行政机关，自成立以来，无日不本‘脚踏实地’四字去做，每提一案建议先以能实行为前提，不做欺人之谈，不为无益之计。”1931年9月他的论著《蒙藏状况》出版，由蒙藏委员会负责发行。全书共8章7万多字，对蒙古族宗教历史文化、新疆民族历史、西藏问题等做了言简意赅的阐述，其目的在于引导国人了解蒙藏地区，重视蒙藏问题，加强国防建设，抵制分裂势力，抗击列强的侵略。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因民族问题引发的民族冲突、流血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小生活在西北的他熟知历史，深知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因此，马福祥在其政治生涯中，对于协调和改善民族关系，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调停达赖喇嘛和塔尔寺阿嘉呼图克图之间的冲突
马福祥在任西宁总兵后，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西藏宗教界两大领袖班禅和达赖发生矛盾，十三世班禅受英国人煽动，逼迫仓惶北逃，避居库仑（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移驻西宁塔尔寺。达赖虽在旅途中，仍然供应甚盛，其属下堪布气势汹汹，到塔尔寺后，盛气凌人，以客压主，且有蒙古、西藏、西康、青海各地僧俗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膜拜。达赖属下的噶伦、堪布等对塔尔寺亦起觊觎之心，这就激化了与塔尔寺的寺主阿嘉胡图克图的矛盾。适逢阿嘉胡图克图暴病而死，谣传系达赖属下堪布请来红教本布暗用魔术放咒致死。谣言一出，塔尔寺僧众随即拿起武器准备械斗，两千多人齐集大经堂社火园内，持枪怒目相对，就在双方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刻，马福祥赶到，出面对僧众耐心劝导，由翻译传达，经过三个多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说服了塔尔寺的僧众，一场械斗终告平息。
其次，调解青海矿产纠纷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洋人的赔款，财政拮据，于1907年决定在青海开采金矿。青海民情复杂，藏族百姓认为凿山开矿，破坏当地的风水，会招致大祸，坚决反对凿山开矿。甚至一些藏民在部分活佛的煽动下，手执武器，阻止矿山开采。马福祥时任西宁矿务局总办，决定先开采汉民地区，并设立西宁矿务局。1907年10月，碾伯县农民采樵困难，而附近地区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当地政府决定开采煤矿，但被瞿县寺藏族僧众所阻止，双方发生械斗，互有死伤。后经马福祥的悉心劝说，事件平息，煤矿得以开采。同年，拉卜楞僧众与杂由阿目卓和发生仇杀事件，马福祥从中斡旋，双方“涣若冰释”，放弃争斗，重归于好。第二年，西宁矿务局准备开采十族阿密瞿律山金矿，遭到沙冲寺僧众的阻拦，双方出现僵局，有一士兵怒不可遏，冲动之下，杀死两名僧人，当地藏族聚集数千人，欲以兵戎相见，消息传至甘肃省府，总督长庚一筹莫展。此时马福祥正在省垣，向总督请命，自称熟悉当地民情，愿亲自前往排解纠纷。马福祥的请示得到批准后前往事发地方，他考虑到藏民的风俗和宗教信仰，提出取消瞿律金矿的开采，在不触及佛教圣地寺院的情况下，异地开采，这一建议受到了藏族僧俗的一致拥护，一场冲突就此平息。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福祥一生都关心着本民族的发展。他亲历了近代以来回族所受的种种劫难，目睹了因教育落后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弊端，以及在文化上因为对伊斯兰教的不了解、误解所造成的民族间的冲突、不和谐的悲剧。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致力于教育兴族，教门救心就成为他身体力行的一生功课。不论为官何处，不论为官何职，他都不避自己第四章 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1＇
19世纪中叶，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力推行维新运动，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开始走上一条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先后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旅顺、大连并在朝鲜建立殖民统治。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爆发经济危机，遂导致政治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加剧，从而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最终选择了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掠夺他国资源来解决自身经济危机与先天性的资源贫瘠问题的道路。于是乘西方大国无力东顾之机，武装进攻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妄图独吞中国的罪恶的侵华战争。从而将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际，回族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发扬富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融入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队伍中，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救亡运动。在前线，在后方，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中共中央在《回回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进行中，回族更有它一定的重要地位，……它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简单地说，回回地位的重要，就在于没有回族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没有回族参加抗日民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