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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代的回族武状元
明清两代，有着尚武传统的回回民族曾涌现出大量的武备人才，其中有些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清代，回族将领大多是经由武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有些回族将领还曾以高超的射艺和武功考中武科状元。自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武科，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12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共诞生了有案可稽的281位武状元，可谓凤毛麟角。其中清代武科最盛，共有109位武状元，其中可以确证为回族的，即有五位，再加上武举人及以军功入仕的著名将领，则人数更众。回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却为中国提供了这么多的优秀的将才，并且勇赴国难，留芳青史者不在少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以下是清代的五位回族武状元：
杨谦，字先豫，江苏仪征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参加江苏武举乡试，技压群雄，夺取第一，成为武解元。康熙帝南巡，杨谦与众官迎接圣驾时被皇帝看中，特准他进京应试，于是杨谦奉旨进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杨谦会试被取中，进入殿试，又获第一，御赐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武状元，授头等侍卫。后晋升为天津府镇总兵。杨谦是解元、状元的所谓“两元及第”，这在整个清代武举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自然不比寻常，非常荣耀。他很可能是清代109榜武科考试中的第一位回族武状元。杨谦在担任总兵时，“勤训练，多仕绩”，他与弟弟杨凯二人，都被世人称为儒将。他的弟弟杨凯文武全才，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武进士，曾官至湖广提督。
哈攀龙，直隶河间人。他于雍正十年（1732年）乡试中举。乾隆二年（1737年）得中丁巳榜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从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哈攀龙历任福建兴化镇（今蒲田）城守副将、河南南阳镇总兵，福建海坛镇、漳州镇总兵。乾隆十三年（1748年），赴金川军营，屡立战功。十八年（1753年）制定“整饬弁兵条例六项”。二十一年（1756年）授湖广提督，第二年调任贵州提督。乾隆二十五年病卒于北京。哈攀龙之子哈国兴，乾隆十七年（1752年）武进士，三等侍卫。出为云南督标右营游击，迁东川营参将，后战死金川，以恩授参赞大臣、加赠太子太保、谥壮武，入祀昭忠祠，图绘紫光阁。另一子哈国泰官至总兵。其长孙哈文虎（国兴之子）以守备官在木果木战役中阵亡，入祀昭忠祠。乾隆皇帝曾制词赞哈氏家族云：“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
哈廷梁，直隶献县人，生卒年不详。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恩科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出任四川普安营参将，三十年（1765年）累迁出任四川泰宁营化林协副将。
马殿甲，河南邓州人，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武状元，授头等侍卫。在镇压新疆张格尔叛乱中，屡立战功，赏戴花翎。历任保定营参将、河间协副将、提标中营参营参将、兼署右营游击、金华协副将、广东南韵连镇总兵、广东陆路提督、广西提督等职务。
丁殿祥，原名丁殿宁，字菘生，山东青州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科武状元。其状元府第至解放前后仍保留完好，现在一些老人对此仍有记忆。据记载，他中武状元时“年二十七岁，授一等侍卫，放六安游击”，后又任六安参将、广西参将、寿州游击、义宁协镇、协办阅兵大臣等职，诰封武功将军。他的母亲教子甚严，造就了他刚毅纯诚、孝友忠贞、清廉自持的品格。嘉庆十九年，丁殿祥曾出资维修青州城里清真寺北配殿，并书写“道衍精一”匾额。道光十年（1830年），他在广西病卒，年四十三岁。长子治平，武生，署益都汛千总；次子端平，候补把总。此外，丁氏家族历来有习武传统，殿祥弟兄六人俱习武。六弟殿甲于道光十二年中武进士，授二等侍卫，放玉田营都司。他的家族中后来“若武举、若武生者绵绵不断”。
＇①＇ 我国有一部电影就叫《大刀王五》。
第六章 思想家与学术大师
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其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都是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家是一个民族文化史上的璀璨明星，闪耀在人类文化幽暗深邃的夜空。回族，作为一个只有一千年历史的中国少数民族，也同样拥有众多的思想家与学术大师。本章所选取的几位，仅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学者。
一、古代的思想家
回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首先是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领域，自唐代的李彦升开始，一直到清代的著名学者蒋湘南，回族及其先民在历代都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贡献了自己最为优秀的儿女。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就是明代的李贽。其次是在伊斯兰文化与思想领域，回族把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引入了中国，通过历代经学大师的努力，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学者是明末清初的王岱舆和清前期的刘智。
n 思想超前的明代思想家：李贽
李贽，字卓吾，明代晋江（福建泉州一带）人，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他的祖先本为汉族，因娶穆斯林女子而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妻子黄氏，出身回族穆斯林家庭，“平生谨慎，必不轻履僧堂”＇1＇。李贽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在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各地做官，长达二十一年，但没有重要的政绩。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他客居湖北，主要是在麻城居住了十几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传世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集中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由于他的思想激进，甚至敢于批判在中国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导致了他在当时的社会里处境艰难。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被捕入狱，死于狱中，留下遗嘱，按照穆斯林的丧葬习俗埋葬。他的墓地现在北京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内，是一处重要的文物古迹。在他死时，所有著作已被列为禁书。但他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与其生前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贽是一位原创型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成见、对权威的反思和解构。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有一些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思想的意味。复旦大学的蔡尚思先生明确指出，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因为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史上，李贽是因学术问题而被迫害致死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他敢于在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时代里同孔子叫板对峙，并终其一生不改初衷。著名学者朱维之教授甚至把李贽之死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并列，充分肯定了李贽的思想史地位。这样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确是空前绝后的。
李贽的“异端”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李贽明确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孔子思想做了大胆的议论。李贽对孔子的非议并非全盘否定、恶意攻击，而是一种解构权威的态度，这是很可贵的，与后来“五·四”时期盲目反传统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不可同日而语。李贽在儒释道三教之中，最青睐的还是儒家。他认为三教闻道出世虽一，但其思想境界却异。儒教志在闻道，便视富贵如浮云，弃天下如敝屣。浮云、敝屣，只是轻贱富贵和天下而已，并没有以其为害；道教视富贵如粪秽，视天下如枷锁，粪秽、枷锁，只是视其为臭为累而已，亦没有甚害；佛教视富贵如虎豹在陷阱、鱼鸟在网罗、活人在赴汤踏火，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为害为甚＇2＇。可见他还是认同儒家的处世态度的，这更加印证了李贽对孔子的非议是意在建设性的解构，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颠覆。
其次，李贽严厉、尖刻地批判了当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道学家”们的虚伪与孱弱。李贽认为，儒家从尧的禅让于舜，是为生民计。后来孔子疏食，颜回处陋巷，有尧之心。但从颜渊以后，因汉儒的附会，宋儒的穿凿，已沦落为貌为道学、实为富贵，言犹儒雅、行为丑陋的假道学。这是因为“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