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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 见李达 著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祥云与当地妇女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新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满兴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汉奸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方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他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由此，敌人“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活动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寇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风山，此计未成，敌人再选了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识破。敌人又收买了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风山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在给甄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巧的是，这时来了客人，甄只顾与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长春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战士中毒。甄风山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低头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4）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见 王晓华 张庆军 编著 《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
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