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а芯渴乱档姆⒄梗於嘶 ＃ā〔渭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大悲壮，大不朽（9）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 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 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 《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武器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八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中华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
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万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蓝博洲 著 《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 “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