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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元左右的大型电视。这种大型电视是他们店的热销商品之一，卖得非常好。他说中国人能花钱是世界第一。
……而且，这些在日本购买商品的中国人在购物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买日本原装货，而对于那些廉价的“中国造”连看也不看一眼。
……目前，中国人能够来日本旅游观光的地区还屈指可数，只有几个地区开放，中国的观光客就给秋叶园电器街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繁荣。如果真是全面开放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日本制电器恐怕要成为紧俏商品，供不应求了。
在日本尚且如此，在中国国内也好不了多少。中国人对“日货”的情有独钟随处可见。日前到了上海，那璀璨的夜景令人赞叹，然而仔细一看，却有些尴尬，最醒目的霓虹灯广告几乎都是日本公司的，其次是欧美企业。还有，从大连到北京再到上海，日本餐馆人气经久不衰，发展势头越来越旺。日本音乐、漫画的盗版屡禁不绝。还有日本的化妆品几乎无所不在，乃至资生堂、嘉那宝公然成为最受欢迎的贵重礼品，为众多国人女性青睐。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2）
抵制日货，与普通的老百姓也有关。
比起商品，资本输出是更可怕的“侵略”。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把直接投资占近10％，总额已过500亿美元的日资一扫而净，那么，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东北地区的无数日本独资、与中方合资的企业也就全得关停并转。当然会再多上几十万下岗职工，国内的下岗人员已经海了去，但有英明的党中央、国务院，有伟大的“三个代表”，天也塌不下来。不进日货，商家可能也要受损，当年国难当头时，为抵制日货，老字号的“林家铺子”不就倒闭了，但比起爱国至上，这更是小菜一碟。
日货，日资都不要了，日元的贷款，援助就更不能要了！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都要抵制用日元贷款建设的项目——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工程用的是日元贷款，大家以后去北京都不要坐飞机。实在要坐，可以飞到天津，再改乘火车、大巴。北京城市用水净化也是用日元搞的，大家以后都别喝，出差时自带饮料，市民家里备足矿泉水。
还有北京地铁二期，秦皇岛码头，朔黄铁路，南昆铁路，重庆长江第二大桥，武汉天河机场……统统都得抵制。历史上日本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东西也属“国耻”，先把从长春到大连的那段“南满铁路”拆了，再将中国最早的水利发电站丰满水电站给填了，也是日本人最早搞的鞍钢得炸了。还有长春，大连等城市那一幢幢的日本建筑，即使不拆也要关门，改成“日据时期”日本人罪恶的陈列馆……咱宁可GDP往下掉5个百分点，也要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大牛市往上涨50个百分点！
不仅有形的物质商品要抵制，软刀子割肉的的文化产品也不能放过。这些年日本的电影、电视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及他们的其他作品等，还受一小部分人的热捧，今后不但他们的书不能在书店卖，就是川瑞康成、大江健三郎这些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作品也不准出版。更重要的是，在华的日本留学生统统要他们走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统统召回，全国的大学都必须撤消日语系或日语专业，可以留下百十个革命立场坚定的青年继续学习，以免将来战事一开，小日本求饶时我方没有人做翻译。
不能说提倡抵制日货的人们都是“伪悲情”。
我尊敬那些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条件使用日货却坚决杜绝日货的人们。我也以为在可以不用或者少用日货的时候，应该多用国货。有相当多的国人真正是因近些年日本在中日关系诸多问题上寻隙挑衅而充满了义愤，总想迅速拿起一件奇门利器予以回击，让日本人痛到脊梁，悔青肠子，而“抵制日货”便是平民们最容易想到、也方便拿起的暗器。
只可惜这既非奇门，我请教了一下经济学家，世界上还没有仅靠抵制一国的产品就能把这个国家给灰飞烟灭了的先例；亦不属利器，很可能还是小泉首相正等着的一件“反利器”——
已经有长期研究日本的资深专家分析：自民党的主要政治对手民主党不久前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已经直接威胁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邻国，尤其是激怒中国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国作出强烈反应。中国一旦作出强烈反应，日本舆论就会一片翻腾，民主党内部重视中国和对中国强硬的不同派别，就会发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长，小泉和自民党就能重新取得明显的政治优势。
“伪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过网上流传的前年西北某大学学生反日游行视频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队伍中确有不少面容严肃、坚毅，显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参加游行的学生谈笑风生，红颊生涡，就像是陕北农村的少男少女去赶一个大集，或是西方盛装的绅士、小姐去参加圣诞晚会，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一点悲情的影子，似乎他们并不在乎要“仇”什么，只希望能“与子同仇”，与大多数人一起“仇”，他们像是因为愿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而参加游行的。
这种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结，已若即若离于仇恨目标，上升为共同从事一种爱国壮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只有“合群的自大”，当个体融入一个无边无际的群体时，个体就会感到力量的膨胀，肉身的不朽。在社会剧烈转型的今天，部分年轻人和社会边缘人，因对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满腹牢骚，因对未来命运的难以预测而深感个体之渺小，而仇日，或许便是他们时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骚、摆脱渺小的一项“伟大事业”。
“伪悲情”者们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但自觉的、非常理性的“伪悲情”者，现在也屡见不鲜。
在国内发行量据说早已过百万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生爆炸事件后，“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漫骂时，采访他的记者紧着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3）
1996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并去北京大学演讲，当时有7名学生提问。他们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在当天对美国记者说：在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它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对此美国必须加以关注。
陆士达先生显然多虑了。
近些年，北京大学每年有将近40％ 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在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20％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刘明利先生4月13日在搜狐教育网2005年高校招生系列访谈节目中回答考生问题时说，在北大目前形成了出国和在国内读研究生、就业三维天下的一个局面，理科学生多一点，但基本上是各占三分之一。有北大学生戏称自己是“寄托（GREH TOFEL）的一代”。
在清华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很多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不是去上基础课，而是手里捧着新东方的“红宝书”准备“寄—托”考试。已去了美国的一位清华学生的经验之谈是：“能在本科毕业时出去，就不要在本国读研究生。”《中国青年报》曾经在清华校园做了一个随机采访，被采访的18位清华学生中，明确表示希望出国深造的有14位，另外4位视情况而定。在被问到是否会回国时，表态坚决回国的只有3位；还有3位说现在是倾向于回国的，但不敢保证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表示要看情况再作决定和不打算回国的各有４位。
从1999年起，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家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款18个亿。18个亿，也许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要的资金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