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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邻组”有一个负责人，由大家协商产生。他（她）负责从政府、军队方面接受命令，或者要求，然后传达、布置给本组成员。“邻组”履行着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提供志愿者和慰军用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防空消防演习和各家掩体的挖掘，执行防范犯罪措施，谴责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与那些浪费资源的“奢侈者”，以及协调、处理邻里矛盾……
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或重或轻，因为月复一月，年又一年，没完没了，也难免让人心烦。但大多数时候，“邻组”成员不仅是自觉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愉快的。人们常常唱着歌儿在一起劳动，其中一首当年颇为流行的“邻组”歌曲是——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
来吧，敌人的飞机……
一个叫户崎明的记者，日后这样回顾了战争中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生活——
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转引自《疯狂的岛国》）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邻组”肯定会负有告密的功能，但与德国的告密者之多总让盖世太保大喜过望相比，日本的铁杆告密者虽有也不多，多数时候还处于待业状态……
日本社会的高度秩序感，就是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也通过“邻组”这一遍及列岛上下最小的非亲属集团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二，上世纪2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地冲击。
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极度的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大量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为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
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农民们家里若有女儿的，许多人家便要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那时，在许多妓院里常常可以见到只有十一二岁的雏妓，社会工作者们纷纷发出要解救她们的声音；家里若没有女儿的，就很难撑下去了，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
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按照许多年里中国人太熟悉的话语描述——愈是挣扎于底层黑暗者，愈是向往光明；愈是苦大仇深者，愈是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农民则是这场革命始终不渝的主力军。
日本却完全颠覆了这个经典话语。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地驱动，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2）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十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对权力的渴望，使兵变与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
少壮派军人决意要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
倘若说“明治维新”是将西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昭和维新”却将钟摆晃去了另一个方向，即将西方当作仇视的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葺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
六个月之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
接下来，1932年2月9日，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人行道上被枪杀。
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向太阳女神祈祷之后，冲进现任首相、已经75岁高龄的犬养毅的官邸，他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犬养看上去并不惊慌，他既有长者之尊，又有长者之蔼，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九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
此次刺杀就是多次被拍成电影的著名的“五·一五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9名军官均出身于贫苦家庭。
“五·一五事件”与近四年后发生的“二·二六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
这一次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1936年2月26日，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包围东京的政府所在地，并在城里搜捕，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就没有这样侥幸了，他因为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他们破门而入时，高桥还在卧室里。一名陆军中尉一脚将他踢出卧室，喊道“Tenchu”，意思是“上天的惩罚！”高桥也回骂：“白痴”，另一军官即冲上去举剑疯砍，最后一刀戳去他的心窝。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这名军官拔出滴血的佩剑后，向她一个虾腰般地鞠躬：“对于我的鲁莽给夫人带来的麻烦，我深表歉意。”
在这一长达四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