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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体育场，参加“二战”中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行会。时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等一班阁员都出现在检阅台上。在整整三个小时里，在一片如丝的冰冷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肩头扛着步枪，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在他们周围是6。5万名神情肃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友。
东条英机发表了题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演讲。
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叫江桥慎四郎的学生，代表新兵发言。他略有伤感却又充满自信力的声音，立即通过电台传遍了列岛的无数会场：“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会结束后，整个东京仿佛一下寂静下来。只听见新兵们一阵阵如雷的脚步声穿过街道，向皇宫广场进发。他们在那里向着皇宫三呼“万岁”后，便决然地走向了战场。
据战后统计，这批大学生新兵中，仅作为“神风”敢死队的队员而死去的，就有650人。
民间自发的送行，可能更让应征者心绪翻涌，铭记终生——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26日早晨七点，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时年25岁的东史郎接到了征召令。命令上写明他已编入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该联队即将出发去中国战场。
次日，他即住进设在一家旅馆的新兵报到点。他的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他告别，他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
接着，她送给儿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觉得母亲特别伟大”，他当即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日本人民（2）
9月5日晚7点，第20联队出发了。上等兵东史郎一路在车站、码头看到——
从列车的所有窗口伸出来的头和手，从月台的护拦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脑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样起伏。他们的手像是被风吹动一样，不停地上下挥舞，画着一个个圈圈……他们的嘴吐出像怒涛般激烈的爱情和热忱。
在爱情、离别、激励、怜爱等诸多感情高昂交织之中，列车驶出了站台，把人们激昂的“万岁”欢呼声丢在了后边。
沿途，无论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人们络绎不绝，点燃红红的充满赤诚的篝火，等着列车通过的那短暂的瞬间。他们在铁路边点燃篝火，为的是向他们的战士送去欢腾的激励……
被挡在防波堤栅栏外的送行的人，一经允许，就一窝蜂朝船边拥过来。卖带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红蓝白三色相间的带子由下面抛向上面，无数条色彩鲜艳的彩带随风摇曳——联系着士兵和送行的人……（《东史郎日记》）
东史郎的日记里提到的是“卖带子”，但给士兵们的带子肯定是送的。此带叫“千针带”，即由一名妇女请街上的1000个行人在一块布上每人缝上一针，线可以是单纯的红色，白色，也可以是相间有序的杂色。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以此表达日本妇女满腔的挂念。空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也收到了一个“千针带”，他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因这是自己的未婚妻和表姐妹久久地“伫立在寒风的街头”而请求来的大众的祝福，“我当然会戴上它……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千针带”是当时最受士兵们欢迎的一种护身符。此外，还有妇女请路人们在一面小的太阳旗上写上一两句祝福的话，在中国战场上曾有许多士兵在口袋里装过它。
祈祷入伍者平安归来的另一类普遍做法是，当时在许多家庭，家人们在每餐吃饭时都会给前者留出一个位子。这一心照不宣的做法，是在强调在前线的亲人是这个家庭生命线上牢不可破的一员。
然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与在前线的亲人间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此后开始了自我安慰自我恐惧自我折磨的漫长等待。这一等待，一般最后为军方信使的到来而打破，信使的声音因为几十次、上百次地重复而显得程式化了，如同一份不可能再简约的电报稿——
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在此，谨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不少母亲面对信使的报丧，她们一向平静、坚忍的面容，一下为之天塌地陷，风云变色。
更多的母亲，却在这一瞬间，确信阵亡亲人的灵魂已被送去了列岛的哪个神社里，当然最好是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儿子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理石或汉白玉的碑上，置于每年春天必会盛开的樱花林中……
东史郎没有战死，若真在中国掉脑袋了，他的母亲大概会是这样的母亲。
前文提到的相川孝昭先生，给历史留下了一位这样的日本母亲形象。母亲的儿子也曾是他的学生——一名信使刚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就在信使离开一会儿后：
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
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凝视着她的脸，还是那么平静。然后，她的眼中闪着一丝奇异明亮的光，说道：“相川先生，你认为我儿子至少应该击落了一架敌机，不是吗？”然后，这奇异的光芒再也没有出现，她又恢复成了一个温柔的日本母亲，带着那种显著的微笑，这种微笑永远挂在她们的唇间，即使在至爱的人死去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转引自 ＇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唐奇芳 译 《疯狂的岛国》）
战死的显赫人物，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他的骨灰是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在那里为他的国葬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帐篷。一般的士兵，一旦战死，其骨灰也会被送回家乡，决不会尸横异邦。只是在临近战争失败，军方发现要将阵亡者的骨灰运回本土变得越来越困难，才在某些地方通过街道组织发布如下大意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他光荣殉国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但在很长时间里，在整个列岛，骨灰回家已经成了一个不是仪式的仪式，一道不是风景的风景——
没有军阶之分，像山本五十六的那个盒子一样，阵亡者的骨灰均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在上下船只或火车时，运送者就在脖子上扎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从来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回，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
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用黑色的带子绕遗照一圈，再放在当地寺庙的祭台上，前面摆上水果一类的供品，最后燃点并供奉上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里以后，在家人们的心里，死去的亲人与自己不但有着阴阳之隔，还有着神人之隔。
日本人民（3）
在首都东京，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靖国神社祈祷。即便是下雨天，哀悼者们也跪在神社外面，放眼望去，皆是一片无边的杂色的雨篷……靖国神社成了东京闹市里一个最为静谧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会减缓车速，行人们则停下脚步，致以深度地鞠躬。
对“圣战”的狂热与拥载，波及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在儿童节，年轻的母亲们给自己的孩子穿上仿陆海军将军的制服，当孩子们举起小巴掌彼此行军礼时，母亲们的脸上溢出幸福的神采。她们还想生更多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