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倬褪堑谝灰桓鋈硕ㄌ煜隆Ｋ裕乇鹗窃谝桓鲂⊙Э疲憧梢钥吹揭蛭桓鼋淌诘娜チ簦桓鱿荡佣シ宓焦鹊住Ｄ母鲅８掖笠猓�
正是这种严酷的竞争，在一些学校创造了严酷的制度。哈佛、耶鲁的低层教职不设〃终身轨〃，便是一例。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是： 我们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的所有教授都要是世界一流的。当一个终身职位空出来后，就得招天下豪杰来〃打擂台〃，最后的胜者拿到这个职位，绝不能从自己的低层教授中选一个，因其教了十年书，辛辛苦苦，学术成就也不错，于是就授予职位。因为你若不挑最好的，年长日久，你的学校就不是最好的了。所以，当你在这种学校当了十年左右的低级别教授，该评终身教授时，首先要看有没有空缺，如本领域的教授退休或另有高就；如没有，你只好走人，就算你是本领域的头号明星也没用。如果有，那你就得和天下豪杰竞争。哈佛的低层教授最终能在本校拿到终身职位的，只有30％左右。怎么挑最好的人呢？理论上，是学校发信给有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让他们写出他们认为的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意见都非常不同。不过等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汇总齐了以后，大概还是可以选出几位领先的人，你可以排个座次。然后从第一位开始请起，不得已而求其次。当然，学校还都公开广告招聘，你要觉得有实力，可以自报家门。最后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三四位，请到学校访问、演讲，进行最后的竞争。
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多了，其中当然有人际关系问题。你若跟本校教授合不来，即使学术上好也未必能入选。因为人家挑选的，是自己要一辈子与之共事的同事，谁也不愿找一个刺儿头来。据耶鲁的一位教授说，当年他来时，评审会里有位教授说： 此人不好，他批评别人的东西时太尖刻。但另一位教授不同意： 这不能算学术问题，你批评别人时也很不给情面嘛！结果，他过了此关，成了终身教授。也正是基于这类经验，一些教授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讲： 在你没有成为终身教授前，不要批评终身教授。美国的学术自由，从当了终身教授开始。这话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
更实际的问题，是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愿来。在美国，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安家立业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个配偶工作的问题。在纽约、波士顿，情况好一些，城市大，机会多，配偶找工作容易。但在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这类大学城，就难办了，城市小，配偶找工作极为困难。最难办的是学术夫妇。即使在大城市，大学的职位也很有限，两人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就职非常难。有些小学校利用这一点，又可以占点大学校的便宜。比如笔者一位朋友本在伯克利教书，丈夫是同校的博士后。伊利诺伊大学想要她，就在她丈夫博士后期满后给他们夫妇两个工作，于是两个人都去了伊利诺伊。
但顶尖学校要个个教授一流，就不能采取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策略。因为一个人一流，并不见得其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勿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Lawrence Summers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 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Summers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 Hont。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Summers这一关。虽然Summers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Summers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
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的亚裔移民与当年的犹太移民相比。他们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犹太人在美国占人口的2％，亚裔人口与之近似，占总人口的2％～3％。这两个族裔都以头脑聪明、注重读书而著称，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中表现突出。比如在19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唯一能与之接近的就是亚裔学生，占20％。结果，犹太人和亚裔几乎占了哈佛学生的一半，占总人口95％的其他美国人，则只能占据哈佛一半的位置。而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的代表率而言比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哈佛各占8％和7％，其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
不过，犹太人和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却是天上地下的两个极端。犹太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精英集团之一，在政府和媒体中甚有神通。克林顿政府因任用太多犹太人，甚至被称为犹太政府。相比之下，亚裔在政治上还几乎不被看成是美国人，有时甚至有点政治捐款也要被调查。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影响着两个族裔的教育机会。
最近，《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
Stanley Park，一个韩国移民的孩子，家庭收入极少。3年前，父母离婚，他跟母亲过，但母亲很快得了乳腺癌。于是，他小小年纪，开始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帮助母亲付房租。尽管他用了大量时间去打工，但在大学入学的智能测验SAT中，仍得了1500的高分（满分1600）。然而，当他申请加州大学的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