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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吕赫若小说中频频出现月亮、夜晚和黄昏一类的意象，是他与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传统文化血肉关联的最有力的印证之一。如果要问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使用频率最多的美学意象是什么？恐怕很多人会选择“月亮”。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它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朗朗明月从古至今一路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间。它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它是静思玄想式的中国智慧的神秘启示物，更是通脱淡泊的中国艺术的深刻象征。”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更有大陆学者对此进一步阐述道：“当西方文化热恋着日神阿波罗时，我们的民族更钟情于朗朗明月。虽然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早期，也有过日神崇拜，但随着后羿举起射日的神箭，也就射落了文化中的日神精神。月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它启示着中国古老的哲学和艺术，即使在今天月亮意象仍然在艺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轮明月缺圆盈亏，历时邈远，汇聚着历史的烟尘，而中国人心灵中那轮艺术的明月却永远是月出皎兮！”同①，第196页。
可见，月亮与中国文人及传统审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怎样夸张都不过分的。月亮唤起了中国文人们清幽素雅的思古情绪和孤独情怀，我们的祖先正是从月亮的阴晴圆缺之变化中，感受到了时光之易逝；从月亮的高洁辽远又与人类如此贴近的对比关系中，引发了诸多空间与心灵的感想。所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正是对宇宙之永恒与人生之短暂的充满青春朝气般的感慨；月亮，又总是与女性、母亲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她是我们情感的寄托，她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于是中国文人们只有面对着月亮时，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和谐，所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类的诗句，正是对孤独情怀的艺术化宣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月亮的陪伴，中国文人们将如何度过那茫茫暗夜？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所谓“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其实都是借月亮表达着自己最美好的祝福。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月亮总是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思乡情怀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第》。女性又是爱与美的化身，因此月亮总是那么轻易地唤起中国文人们的诗意。女性的美丽性感在中国文人那里，通常又被称之为“风月”。
与月亮相比，黄昏日落的意象更加唤起了中国文人们的感伤情感。作为中国文人们最喜欢表现的对象之一，黄昏总是被古代的田园诗人们和田园联系在一起。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夕阳西下、牛羊归家，如此景象更加激起了对滞留在外不能归家的远方亲人的怀念。从那以后，中国的文人们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这日落天远的苍凉景象。“日暮天晚，象征着岁月时日的匆迫；路远天阔，象征着理想的难以达成，这‘日暮’与‘路远’的象征，从先秦屈原写离骚，已成为中国诗中一种象征的‘原型’。”黄永武：《中国诗学——思想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82页。于是，尽管“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藤王阁序》。的美丽景色的确可以令人流连忘返，却也隐隐地透露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般的伤感；更不要提“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类的颠沛流离、哀伤断肠了。祖国大陆的传统文学里，有着如此丰富的月亮、黄昏的意象，吕赫若在小说中对这一美学传统的继承和运用，也就极为自然而且驾轻就熟了。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乡土田园及自然风物的艺术表现，也与中国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密切相关。吕赫若小说的意象美，单从小说题目的选取上就可见一斑。一般作家在命名自己的小说作品时，往往采用与作品主题密切相关的典型事件，或者是作者所要倾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来命名，如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等。吕赫若的小说，有一部分也是如此，如《逃跑的男人》、《女人的命运》、《婚约奇谈》等，但另外一部分却更像是散文的题目，如《庙庭》、《月夜》、《石榴》、《清秋》、《玉兰花》、《风头水尾》、《山川草木》等，这些作品本身相对来说也更富有散文化和诗化倾向，与作品中那明显的清新淡远的艺术风格交相呼应，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美感，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着田园乡土之美。
二、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艺术与日本文学传统
大凡对日本传统文化有些了解的人，往往对日本国民性中那么一种深切眷恋大自然的情结惊叹不已。或许是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多山、狭窄的地势环境以及居室的相对拥挤，使他们对广袤而平坦的原野更显钟情？而普通日本人平日里的吃苦耐劳、自我克制以及过强的精神压力等，也使他们的心灵更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休憩与放松？因此，“从神话故事开始，日本人就认为神的慈悲沐浴着大地的草木，人受惠于自然，自然是生命的母体，是生命的根源，他们对自然怀有一种特别亲和的感情，对自然的爱，带来生活与自然的融合。人的生活与自然密不可分。这是日本人对自然的根本感情。”从这里出发，诞生了日本人审美意识中最核心与最本质的内容：“日本人最初的美意识，不是来自宗教式的伦理道德和哲学，而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共生，来自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民俗式的思想。”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决定了日本文学传统中远离社会政治斗争，刻意表现“物哀”、“幽玄”、“风雅”乃至“好色”的审美文化风格。从日本最早的古代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歌谣及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作品，到最早的歌集《万叶集》以及物语文学的集大成者《源氏物语》，无不体现着这种“物哀”的审美理念。而在川端康成、德富芦花、横光利一等大多数近代作家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物哀美的具体传承。那么何谓“物哀”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日本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叶渭渠先生，曾对“物哀美”的具体特征作了归纳：
首先，“物哀”是客观对象（物）与主观感情（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情趣，它离不开审美主体对客体朴素而深厚的情感。而客体也往往是与人（主体）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物，已经具有某种生命意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主体的情绪应该是静寂的，它交杂着哀伤、爱怜、同情、共鸣等情感体验，并从这种感动中进一步推广到对人生世相的反应，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体味事物的“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