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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的、包括翠竹在内的那八个女性及她们的娘家，就只能忍气吞声欲哭无泪了。因为在那样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即使再上当受骗，也不过是求告无门。
当然，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殖民统治对于女性之伤害的，还应属他早期的代表作《牛车》。小说中的阿梅正是在全家破产之后，被迫依靠卖身来暂时维持生计的。而阿梅一家的破产，则是殖民主义工业化直接冲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三章中已有论述。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一直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经济形态，也正因如此，男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女人和孩子面前也常常以家长乃至“恩人”自居。但是，殖民主义工业化的冲击却使得作为家长的杨添丁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在多次挣扎失败之后，杨添丁终于明白：“在日本天年，以这种牛车为业是绝对不行的。”依靠拉牛车来赚钱以养家糊口的道路，在殖民化的工业时代已经被堵死；因为家境的极度贫困，杨添丁一家连租种地主土地的押租金都无法凑足，想着老老实实做一个佃农，继续遭受地主的盘剥也已不可能。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添丁一家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本钱”，竟然只有妻子阿梅的身体。这是多么荒谬而令人心酸的现实：
夏日持续着燠热的天气，宛如从上头盖上一块被烧得通红的铁板。
“你看！那个女人，什么……是阿梅哦。”
不知不觉中，部落的人们传出有关牛车一家人的谣言。
“那家伙啊，可真是了不起啊。是那个哦。”
…………
阿梅装作毫不知情，经过部落时，会和认识的人交谈几句，一点也没有露出从事那种行业的表情。对她来说，维系生命的“钱”比现在的传言更重要。
的确，再也没有比维系生命的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名声、道德以及别人的冷眼，都远不如饥饿的感觉更强列而直接。事实上，当人类落魄到只能在饥饿之中挣扎的时候，他也就沦落到了动物般的生活境界；所谓“人”的尊严与荣誉，早就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吕赫若通过阿梅的人生悲剧，向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殖民统治强加于男性头上的社会不幸与灾难，是怎样“理所当然”地转嫁到了女性身上。在一个充满苦难和极度不公平的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所谓的不幸、动荡与苦难，从来就是这样一层层地向下转嫁，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百姓，尤其是那些最弱势最边缘化的女性，除了默默承受之外别无选择。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时代，女人的身体都逃脱不了变为商品的厄运，阿梅自然也不利外。但阿梅的悲剧还在于：女人为着养活男人和孩子而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却又蒙受着最污浊最丑恶的骂名，在屈辱和歧视之中过着更加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就是整个不公平社会的悖论所在：社会在逼良为娼的同时，又以一种虚伪的道德桎梏评判、奴役着处在人生困境中的女性。我们可以发现，阿梅无论怎么做，都难逃有“罪”的宿命：如果面对家庭的灾难坐视不管，那么她对丈夫和子女都不能说尽到了责任，她将愧对丈夫和孩子们；而她要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则只有去卖身，但那样做的结果，同样也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殖民统治和传统封建统治相结合，就这样把阿梅这类善良无助的年轻女性，推到了人生的绝路上。
总之在吕赫若笔下，女性的苦难与台湾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殖民地处境，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只不过正像一些台湾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吕赫若在揭示女性悲剧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传统封建势力的性别压迫上罢了。这当然也与吕赫若所处的险恶的写作环境不无关系：处在殖民高压中的吕赫若，在涉及女性悲剧与殖民当局的纠葛时，显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采用一些相对隐晦和曲折的象征手法，笔者认为《山川草木》、《逃跑的男人》等作品就是如此，这在后文中将会有所论及。
二、东方女性的审美理想及殖民地人民之象征
有论者曾指出：“两种台湾女性的形象，塑造于日据时期吕赫若的小说之中。第一种形象，是封建体制与殖民制度下被压迫的女性：她们企图挣脱父权的支配，却总是难以成功。第二种形象，则是具备自主意愿的女性；她们勇于抗拒男性沙文主义的文化，并且积极追求属于自我的命运。”陈芳明：《殖民地与女性——以日据时期吕赫若小说为中心》，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8页。应该说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吕赫若笔下这两类明显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一类是生活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属于那种典型的被凌辱被压迫乃至被抛弃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女性形象尽管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不幸与人生的挫折，但她们由于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在性格上表现出特殊的坚定成熟、果敢顽强。她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幸与挫折，迎接命运的挑战，自主地选择人生的道路。而是否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和新文化的启蒙，也就成为她们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的分水岭。从这里可以看出，吕赫若显然对现代教育在促进女性解放方面的功用，抱有坚定的信心和浪漫的幻想。总起来看，吕赫若是怀着同情与敬慕的目光交织，塑造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如果说对前一类女性，吕赫若不可抑止地充满着同情和悲悯之情，那么对后一类女性，他往往持有一种敬慕与仰视的目光。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吕赫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就是这一类现代女性，那也同样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吕赫若对那些生活条件优越、个性张扬、思想观念比较前卫的城市女性，所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却是把现代与乡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既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同时又恪守着传统伦理的美德，沉静而忠贞、富有责任感与自我牺牲精神的东方女性。
《婚约奇谈》中的琴琴，应该是前一类女性形象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吕赫若笔下屈指可数的富有主见、充满反抗精神的“马克斯女孩”，琴琴在就读公学校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经常参加一些激进青年们的聚会。她那热情大方的性格与尖锐深邃的思想，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和走向解放的艰难曲折，琴琴显然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她决不愿意再重复“早早出嫁结婚生子”的传统妇女的老路之中去：“不更自觉是不行的。首先，身为知识分子的女性，却只能一心一意当个布尔乔亚新娘，未免可笑至极。”尽管迫于家庭的压力，她在公学校毕业后无缘继续接受大学教育，并且被父亲禁闭在家，逼她早早出嫁，但琴琴一直坚持自己的主见，她对那些艳羡她美貌的一帮纨绔子弟们根本不屑一顾。而她的择偶标准，首先就是要“思想投合”，她更看重的是志同道合的知己，是心与心的坦承交流，而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郎才女貌”；当然更与那种利用婚姻赚钱，以此作为自己生存手段的陈腐观念完全对立。虽然最初的时候，琴琴被迫答应与明和订婚。但是，这不过是她摆脱父亲对自己禁闭的一种斗争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被明和的伪装所蒙骗：“我之所以与明和订婚，也是因为相亲时，明和相当了解马克斯主义。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说的全是谎言。”一旦认清了明和的真面目，琴琴立刻决定摆脱这个卑鄙小人的纠缠。她选择在全家正忙于为她和明和筹备婚礼、而放松了对她看管的时机，机智地离家出走，躲避到了同伴家中，并打算报名做一名护士，真正离开那个令她伤心厌恶的封建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大熔炉中接受锻炼。琴琴的机智果敢、成熟坚定而不沉静细致的性格特征，都是作者赞叹不已的。在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显然寄托了作家的审美理想。但作者对琴琴这类女性的倾慕，不仅仅因为她作为一个“马克斯女孩”而具有的独立个性与现代观念，还在于她身处逆境之中，却能保持一种沉定自如、果敢坚定的性格，虽历经磨难却不失赤子之心的质朴情怀，以及她身上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