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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现代台湾文学史，包括吕赫若等人的台湾左翼作家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探讨的历史现象。笔者注意到，吕赫若对黑格尔“精神共鸣”观点，也表达了赞同与敬意：
黑格尔说：“创作由精神产生，依从精神的地基，是属于精神的东西，保持不失去它的洗礼，当只表现因精神共鸣而形成的东西时，始得到艺术品。”对于现实没有个人的精神共鸣，就无法产生艺术。这种“精神的共鸣”与感动，没有与人类社会性、生活实践的事物交涉就无法产生。所以，艺术里不仅不能没有社会性，还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任何纯粹的艺术，其目的与素材，也都得之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人类有效的感性活动中。吕赫若：《旧又新的事物》，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56—557页。
在这里，吕赫若引用黑格尔的话为左翼文学理论辩护，虽然是为了强化自己关于文学社会性、阶级性的主张，但由此也可看出，他所理解与坚持的左翼文学理论，其实是非常平和与宽容的。如果对照一下上文引述的30年代活跃于祖国大陆的几位激进理论家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吕赫若的文学主张要“右倾”许多。从极端“革命”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是应该受到批判与矫正的。我们还发现吕赫若本人非常赞同黑格尔的“精神共鸣”观点，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学艺术离不开“一定社会关系中人类有效的感性活动”，强调了文学本身的“感性”性质。他还提出：“当务之急就是要琢磨技巧。”吕赫若：《我思我想》，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6页。
可见，吕赫若自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与思想，但又不拘囿于太过激进的左翼文学主张，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二三十年代祖国大陆左翼文学作家们的一些过于概念化、粗浅化、模式化的弊病，同时又坚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性质，认为文学不应只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孤芳自赏，不应只是完全脱离民众而躲进象牙塔里的精雕细刻，文学的真正生命植根于民众之中，植根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斗争之中。他强调，文学家应该肩负起社会与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应当替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们表达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他们心灵之中最深沉而痛苦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公允地指出，不论吕赫若的文学主张还是他具体的创作实践，在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与吕赫若始终信奉的左翼文学理论相辅相成的，则是他对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往情深。事实上，中外评论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吕赫若小说的写实主义特质。例如有的论者这样认为：“吕赫若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写实主义作家……在小说里从没有流露出脱离现实的浪漫情绪的浮动或者某种自传意味。他是个彻底的冷静的观察者，始终是客观而不妥协的。”叶石涛：《清秋——伪装的皇民化讴歌》，《小说笔记》，（台北）前卫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86页。应该说，这样的论述对吕赫若的艺术个性与创作特征的把握，是颇为准确的。
一、服膺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几乎吕赫若的所有小说都力求客观写实。尽管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向读者叙述的，但叙述者“我”往往试图采取一种超然物外的旁观者立场。这个叙述者在作品中的出现，除了增加读者身临其境的艺术感觉之外，实际上还起到了使他们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人物与事件的作用。这与浪漫主义作家们通过叙述者“我”更方便于主观抒情，是截然不同的。例如《逃跑的男人》这篇小说，作品大部分篇幅是以主人公庆云的语气与视角，来讲述自己家族的衰败故事和个人的不幸遭遇的，但庆云以“我”的语气来自述的可信度与客观性，又大可让人怀疑。于是在叙述者庆云讲述自己家庭衰落的过程以及自己的不幸遭遇之外，作者又特意安排了一位倾听庆云讲述的叙述者“我”。这个叙述者“我”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个叙述者“我”的眼睛，才拉开了作者与主人公庆云之间的距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庆云这一人物形象，也显得更加客观全面，其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而导致的偏狭、懦弱的性格，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这篇小说采用的叙述视点，其实可以称之为“双重第一人称”，这种叙事方式可以给读者增添更多的客观、公正的印象；同样，在小说《山川草木》中，如果仅仅凭着宝莲对自己继母的说法，读者很容易得出她是一个极其刻薄、冷酷、自私、不讲情理的中年妇女形象，但等到“我”作为旁观者真正见到宝莲的继母之后，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作者通过叙述者“我”的眼睛描述道，她继母“看起来就像是有钱人家的太太，给人感觉上非常清爽，年约二十八岁，头发乌黑，眼神明亮，脸型轮廓很美，看起来很健康”。虽然“夜里穿的长衫下穿着拖鞋白皙的脚，和那天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协调的显眼和美丽”，但是，“她在说话时锐利的眼波流转和双唇的皓齿在在都使她看起来非常的理智”。因此叙述者感叹她是“无法想象如宝莲所形容那样的继母”。而且她对“我”及宝莲，都时时流露出“一副慈母的表情”。她总是“带着温柔的笑脸看着我和宝莲”，甚至对“我”直言不讳地谈到继母与前妻的小孩子最容易惹人闲话，“让人看起来都很奇怪”，况且她与宝莲的年龄本来相差就不大，但她还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母女信赖的情感”。宝莲继母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知书达礼，连作为旁观者的“我”都禁不住被她那“令人感佩的母爱”所感染了。然而宝莲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任凭继母怎样友爱示善，她只是“如石头一般，动都不动面无表情”。——至少从这段文字中，我们感觉到不通情理的更像是宝莲，而非她的继母。对于继母的表现，宝莲在事后私下里对“我”解释是：“毕竟是个做艺妓的。真擅长交际。”究竟是果真如宝莲所说，继母太过虚伪太善于伪装，以至于把旁观者“我”给迷惑住了，还是宝莲太过意气用事，对继母的成见太深？作品并没有进一步向读者展示。但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况且继母与宝莲年龄的相近也是彼此很难相互信任与兼容的重要原因。作者通过叙述者“我”的介入与观察，给读者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印象，这与作者写实主义的创作立场是不无关系的。
笔者在阅读吕赫若日记时，还曾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吕赫若虽然服膺于左翼文艺理论，但他在日记中提到的，自己经常阅读和喜欢的作家，却大多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者发现，吕赫若日记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就是契诃夫。这恐怕不仅因为契诃夫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兼戏剧家之一，而且还由于契诃夫对文学的主张与吕赫若颇为相似。例如194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吕赫若特意记载了自己在家读契诃夫作品的感受，他写道：“契诃夫不错。”第二天，在日记中吕赫若又提到自己“继续读契诃夫”，并且感叹说：“他从事文学的态度不也和自己一样吗？”通过对契诃夫的阅读和理解，吕赫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信念，他觉得自己的文学态度“没有错”，并勉励自己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就必须“更广泛地去掌握人”。《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4年4月3日。
除契诃夫外，吕赫若还对巴尔扎克、易卜生、斯汤达、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都表达了自己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例如1942年3月20日，吕赫若在日记中曾表示：“要读世界古典作品，如巴尔札克等。”1943年2月13日，吕赫若在日记中记载，他购买了《巴尔札克全集》，并再一次“痛感有读巴尔札克的必要”。由对巴尔扎克的阅读感受出发，吕赫若再一次提醒自己“要写长篇作品”。同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