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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革命军，加强和充实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
力、智力、财力、物力总动员，对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的看法，并特谈判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在蒋介石的首
肯下，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两党关系委员
会于12月26日正式成灾，国民党方面以陈五夫、张冲、康泽、刘健群为委员，共产
党方面以周恩来、王明、博古、时剑英为委员。两党委员会于成立的当天召开了第
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后每五天会商两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周恩来和
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但实际上，刘健群并未参加工作。四天后，这份《中国
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已由周恩来单独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团讨论通过。
第一步似乎开始得很好，前景仿佛很乐观。但事实上，对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
作的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国民党领导人并无意解决。
当中共代表团满怀信心地带着这份连“初期建国纲领”都写得详详细细的《纲
领》参加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国民党代表看都没看，却提出这样一个新问题：
“你们应该帮助政府劝说苏联出兵，这才是当务之急。只要苏联出兵，就能改变时
局。”
苏联的真实态度早巳告知中共。王明纵有三寸不烂之舌，又怎能使苏联改变政
策呢？蒋介石对苏联不肯出兵十分不满，为此而迁怒于中共，不同意发表共同纲领。
双方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国民党方面表示：既然如此，移到下次再谈吧。
以后，双方代表虽继续磋商，国民党中央却始终没有表示正式意见，共同纲领
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也成了形同虚设，落得个昙花一现的历史
命运。这且按下。
行笔至此，有一件事似应穿插一下，因为这件事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
一定关系。
这件事是围绕着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展开的。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
克思主义和创建党的过程中，作出过巨大贡献。他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
领导人之一。在寸多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叱咤风云，闻名通迹。在第一次大革命后
期，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19
年11月又因参加“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但为时不久。便于1932年10月15日被
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各界民众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
他于1937年8月23日在南京被释放出狱。
当时，有人劝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旗鼓，但他“当时非常不满上海的托派组织，
觉得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因此决定不回上海”，而前往武汉。这时，蒋介石派亲
信朱家骅拉他，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
五个名额，但他“不为所动，表示坚决不干”。与此同时，他一再表示他不是托派，
并多次写文章，作讲演，宣传抗日，还托罗汉向中共在南京的代表谈自己“愿意回
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其后，他曾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博古见面，表示赞成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时、博则向他提出公开脱离托派的要求。9月中旬他到了汉口以后，又
见了董必武，董也督促他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在接触过程中，周恩来、
叶剑英等明确提出，陈独秀、罗汉这一派人是赞成抗日的，以后对他们“可以将‘
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不久，陈独秀应友人之邀，偕同妻子潘兰珍去了四川江律。
据张国焘回忆，1937年10月间，罗汉曾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到了延安，会见了
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人，谈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和其他
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还说明陈独秀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但据《林伯渠传》说，罗汉只到了西安，未能到达延安。8月下旬，罗汉在南京
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
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9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
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话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
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
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9月9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拍发延安。10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并要
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一）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侮悟，愿
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
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持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
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
京的博古、叶剑英和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
中，掌握上述原则。
不管罗汉有没有去延安，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陈独秀能够实现上述三个条件，
中共中央是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的。
然而正在这时候，王明、康生回国了。他们目睹了苏联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
满脑子都是“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类的观念。他们一到延安，知道了中央的意
图，立即不问情由，声色惧质地表示反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一再批
评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高。”—还说：关于反对托派
的斗争，“过去国际曾三次电报，中共没有团答，国际很不满意，另有一电限中共
一天答复，国际不满，今后应特别慎重，一字一句都注意。”并特别强调：“要加
紧反托派斗争。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不
采取两面派的办法会使人认识。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上当。”不仅如此，王明还
在许多讲演和文章中，一再指斥陈独秀等人是“汉奸”。直到晚年，王明还在回忆
录中把反对联合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功绩加以焰耀，写道：“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
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
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对派
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与此同时，康生不甘寂寞，与王明相呼应，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
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
的谈判”，陈等“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
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这样，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大门不
仅关上了，还落了个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的罪名。而谁都知道，当时最重、最
恶、最臭、最为人们所唾弃的罪名便是汉奸。
对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蔑，陈独秀十分气愤。他于1938年3月写给《新华日报》
的公开信中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
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
证据为断。”
当时的很多社会名流，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并由此在武汉的报纸上发生了一场
公开的辩论。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汉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说：“诬
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系莫须有之诬蔑。”9人之一的张西曼还
单独给《新华日报》写信说，他之所以“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就因为“由
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当事人罗汉也出来说话了。他在汉口《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