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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 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Ｋｉｒｉ Ｋｑｓａｋｕ）”。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页一五一）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Ｂｕｎｋｅｒ，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九六）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页一六三）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 （见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２５）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蒋）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四九九），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国民党写八年抗战史，往往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人而打国军，抢夺地盘，乘机坐大。乘机坐大没错，但他们不必自找麻烦打国军来抢地盘。地盘被日本人侵占的太多了，只要在敌后继续不断地打游击，就可抢到很多地盘，赢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战，愈有机会坐大。
国共两党曾互吹谁的抗战功劳大，但有一点国民党绝对无法比的，那就是抗战决心。据英文《剑桥中国史》估计，抗战期间，中央军投敌部队多达五十万人，就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敌人的降将就有四十二人之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Ｖｏ１． １３，Pｔ．２，Ｐ．５７１），而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中没有一个在抗战期间降敌或与日本人偷偷谈和的，更没有当汉奸的。这种情况，国民党又何以自解呢？
国民党说共军打国军，其实是国军打共军。蒋介石于战前没能消灭红军，已感到十分遗憾；战时见共党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灭共。蒋介石于抗战期间对中共充满杀机，绝对是事实。之所以如此，因蒋氏原以“红色将军”起家，深知共党之厉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会夺取他的政权，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赛中的“公平竞争”原则，对他而言是笑话。他的戏路老是想“惟我独尊”，不让别人在政治比赛中获胜。但是用“强”的，便会有反弹；强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弹的结果是自己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耀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