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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古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十二月七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一九五Ｏ年三月十三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果然于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凄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五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在南京的蒋政权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政权连“亡国”都要亡到海岛上来了。
“中华民国”原是国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个国名。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定都南京，迁了国都、改了国歌、换了国旗、变了政体，成为一党专政。章太炎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亡了，并自称“民国遗民”。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是第二共和了。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第三共和之兴，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蒋介石亦于毛泽东建国五个多月后自承亡国，万里寄踪的萧公权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国大夫”自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