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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西格雷夫（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Ｓｅａｇｒａｖｅ）在畅销的《宋家王朝》 （Ｔｈｅ Ｓｏ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一九四九年四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一九四九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三月十一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三月二十二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五月三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五月三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二月十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二月十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
董显光说：
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一九四四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一九四五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八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一月十九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俞鸿钧好像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见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联合报》）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又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六月一日，他出掌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