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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赛并不只是对赢者有利，因为赢者从自己给其他人所提供的最佳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始终只是他给社会财富做出的增量中的一部分；再者，只有根据这种竞赛的规则来进行竞赛，我们才有可能确使资源得到高度的运用，而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方法所不能成就的。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尽管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了当代政府所具有的许多最为严重的缺陷而且也对之感到不满，但是他们却认为这些缺陷是民主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缺陷只是现行民主制度因为掌控了无限权力而造成的后果。实际上，人们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种无限的民主制度中，不论政府根据宪法有权做什么事情，有组织的利益群体都能够强迫它去做某些事情，甚至还可以迫使它违背它的良好判断，进而服务于政府之多数必须依赖其支持的那些“力量平衡群体”（swinggroups）。结果，有组织的特定利益群体为了向政府施压而组建起来的那种机构，正在变成一种迫使政府成为坏政府的糟糕透顶的恶魔。
有论者指出，构成准政府机构的早期法团结构（corporativism）拥有着全部上述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于这些机构就政府决策所可能产生的结果等问题与政府进行商议来说是极为必要的。然而这种观点却是一种毋须予以严肃对待的托辞。我不打算在这里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判断，即社会上最有才能且信息最灵通的人士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已经被吸纳到这些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反社会的活动当中去了；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指出，今天被人们以委婉方式称之为“社会合伙者”（Sozialpartner）的双方，往往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佼佼者去做一种致使“双败”而非满足公众需求的事情的。小曼库·奥尔森（MancurOlsonJr。）教授在其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①）那部大作中，已经对有组织的利益群体组成联盟向政府施压的过程作了极为精彩的讨论，对此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在这里，我只想对其中的一些要点作些简要的概括。
①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亦可参见我为这本书的德语译本所撰写的导论；德语译本乃是由我在Feiburg大学研讨班的成员完成的，出版时题为DieLogikdeskollektivenHandelns（Tübingen；1968）。
当然，所有迫使政府使用强制性权力为特定群体谋利的压力，对于大众来说都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人妄言说，在这个方面，所有压力群体的地位都是相同的，甚至大公司或大企业所能施加的压力与劳工组织所能施加的压力也是相同的，那么这种观点就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在大多数国家，劳工组织已经获得了法律或司法判例上的授权，可以用强制力量来谋求人们对其政策的支持。众所周知，出于种种假想出来的“社会”理由（“social”reasons），政府竟然向工会授予了就连政府自身都不得享有的排他性特权，而这使得劳工组织得以通过彻底剥夺其他工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的方式去利用他们以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尽管人们常常忽视这个事实，但是不论怎么说，工会在今天所拥有的主要权力都是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基础的，即工会被允许用权力去阻止其他工人做他们本来想做的工作。
众所周知，特定工会行使这种权力的做法，实际上只能够相对地提高其会员的工资，而且还必须以降低一般劳动生产率并因此而降低一般实际工资水平为代价；除了这个事实以外，工会还必定会把一个控制纸币发行量的政府置于一种不得不滥发纸币的境地之中；正是根据上述两种情形，我们可以说，这种制度正在迅速地摧毁着整个经济秩序。现在，工会已经能够把政府置于一种极为被动的境地之中，其间，政府所具有的惟一选择便是：要么采取通货政策，要么因失业现象而备受谴责——然而这种失业现象却是工会所主张的工资政策（尤其是工会所主张的使不同工会的工资关系保持不变的那种政策）所导致的。毋庸置疑，这种情势要不了多久就会把整个市场秩序都摧毁掉，而依凭的方式则很可能是政府在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被迫实施的种种价格控制措施。
困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日益膨胀的准政府机构所具有的全部作用进行详尽的讨论；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深入探讨政府机器即官僚机构因不断膨胀而造成的威胁。然而我们还是需要指出，民主在看似要成为一种普世性制度的同时，却在政府治理层面变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那种以为人民或他们选举的代表能够事无巨细地支配一个复杂社会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想。当然，一个依赖多数之普遍支持的政府还是能够自行决定一些重大行动步骤的，而这是从这种政府并不是完全在它此前的活动所产生的势头的驱使下采取这些行动步骤而言的。但是，政府已经变得愈来愈复杂了，所以作为各部门负责人的政府要员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变成官僚【原译：科层】机构的傀儡：尽管他们仍然会对这种官僚机构发布“一般性指令”（generaldirections），但是这些一般性指令的具体执行却要完全仰赖这个官僚机构本身的运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想把这种官僚机构政治化，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关键性决策实是经由这种官僚机构做出的，而不是由什么民主机构表决通过的。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政治化，极权主义才能得以实现。【原译：只要不采取这种措施，那么任何全权性权力就都不可能得到实现】。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无限民主导致了许多结果，而最为凸显的结果则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中央政府的权力经由攫取此前由地方政府当局承担的职能而得到了普遍的增加。中央政府不仅成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典型政府样式（thegovernmentparexcellence），而且还一步一步地把越来越多的活动纳入到了它的排他性权力范围之内——很可能只有瑞典是个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一个国家在今天主要是通过它的首都进行治理的；第二，有权发布命令的中央权力机构不仅为整个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法律结构（或者至少拥有一种调整所有居民间关系的公知明确的法律），而且还直接操纵着愈来愈多的原本由地方政府向广大公众提供的服务；但是，上述种种现象却渐渐地被人们视作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和自然而然的结果——尽管晚近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分离主义（secessionism）倾向表明，人们对这种状况的怨恨正在日益加深。
近来，中央政府的权力还在某些中央计划者的推波助澜下得到了扩大。一如我们所知，当这些中央计划者所提出的方案在地方一级或地区一级蒙遭挫败以后，他们往往会宣称说，要使他们的方案行之有效，就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施这些方案。在解决较小范围内出现的难题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往往会被当作尝试更为自负的方案的借口——实际上，中央权力机构更不适合去指导或实施这些庞大且自负的计划。
但是，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变得越来越不可一世，决定性的原因还在于：至少在单一制的国家里，中央一级的立法机关拥有着任何立法机关都不应当拥有的无限权力（当然，在这样的国家，任何地方立法机关也没有这样的权力）；正是这种无限权力使得中央一级的立法机关能够通过“法律”的制定而把实施某些自由裁量措施和歧视性措施的权力赋予了中央行政机关，而这些措施则是中央行政机关刻意控制经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