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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有关我或您的人格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种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问题。……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人民的爱戴！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苦难都可以归因于作为俄国诗人共同遵奉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邪恶、专制的帝国权力的矛盾。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也就是托尔斯泰圣寺的“绿枝”秘密：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的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住，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中与魔鬼真正对峙的索妮亚、帕斯捷尔纳克的拉丽萨、格罗斯曼的叶尼娅所标识的俄罗斯灵魂的核心——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罗斯精神对世界的意义时坚信，俄罗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彻底地摒弃了一切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发展出更为深刻而独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难的智慧，“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它的东方之光，它将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了基督的人类。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罗马教会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尽管晚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尽管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诗人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那个时代和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对这个充满谎言、不幸和死难的世界，他的梅思金公爵、德米特里、伊凡和索妮亚作了回答：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有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和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在被人发扬光大的”。
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一八五二年，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迪茨尔预言道：“半腐化的俄罗斯人民将以共产主义告终；对欧洲来说，一个革命的俄罗斯帝国将比沙皇帝国更加危险。因为俄国传统救世主义一旦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会爆发成为幻想的世界革命的信号。”萨尔奇斯扬兹在《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写道：“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像处于‘前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古老的莫斯科国一样，看到它本身被包围在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体系的世界之中——而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后不久，即当它的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体系了。由于大多数西方化的优秀分子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淘汰，苏维埃制度多半是由俄国比较非西方化的阶层加以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胜利，即俄国最西欧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是终于使俄国摒弃西方化。”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当然首先是整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绞他的“大自然母亲”，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我不是个“新人”。我一只脚踏地过去……
一九二一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科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新帝国创始人答道：“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
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马雅科夫斯基生命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他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亡，责任不在他。”
帕斯捷尔纳克以过来诗人的心情写道，马雅科夫斯基“开枪自杀”，是“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法捷耶夫，这位一度主宰俄作家的“作协书记”，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出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者G·霍斯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耻的人物，也扮演一个暖味可疑的角色，使得他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犯难的自杀的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整整一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年幼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坚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与帝国权力结为一体，对二十世纪独特的俄国罪恶的协从的俄国诗人，就彻底地丧失了自身的自由本性，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政治清洗中，“苏联作家协会”以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斯塔夫斯基、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斯威尔斯基等帝国文人公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把他们白净的手指伸进替罪羊的血泊。阿·雷巴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中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马克·斯洛宁指出，阿·托尔斯泰备受帝国青睐，“他甚至留用过去的仆人，他的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