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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希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这和禁止“言论自由”不同，乃是桎梏民族心灵，和民族记忆的割除。……像阿赫玛托娃和礼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惟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善？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中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索尔仁尼琴一九七四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斯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在刀口的锋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盖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在五十年代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闭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最敏慧的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使俄罗斯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就是以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一八六七年十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感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俄罗斯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诃夫痛斥过的俄国人血液里的“奴性”，以及为现阶段人类文明尚难接受的“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是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兽欲，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在苦难和少数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所谓的“个人化”，仍然是一种本质的需要。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认识你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洁、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