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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必答，这是一个规矩，即使是一千次提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但如果认真起来，实在是难啊。
这——啥？儿子指着杯子壁问我。
杯子啊。儿子。
这——啥？儿子指着杯子口问我。
杯子口啊。儿子。
这——啥？儿子指着另外一侧杯子壁。
也是杯子啊。我心虚了。
儿子看着我，手指又晃晃悠悠回到了这一侧。我看出了他的疑惑和企图，还没有等他开口，干脆抱着他望风而逃。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逐渐地，儿子确定了自己喜欢的事物。汽车、鸽子和风筝。风筝与鸽子在窗外并不常见，所以儿子专爱汽车。他喜欢看汽车的书，更喜欢站在窗台上，目送一辆汽车吐着尾气东来西往。他专注，若有所思，黑色的眼珠亮晶晶的，表面上仿佛有一层十分让人费解的思量或者别的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爱上一种东西，为他的神情，我心里掠过一阵悸动。
那一刻，在精神极其专注时，他爱流口水。
我说：儿子，看见没有，红汽车啊。
他说：哦。他流口水。
我说：儿子，又来一个啊。
他说：哦。还流口水。
我说：儿子。这个大啊。
他说：哦。口水。
儿子只有在看汽车的时候，才用简单的哦字回答我的话，而其他的时候，都是他在问。我为儿子起的这个绰号就和这个有关：口水王。我十分得意这个绰号，以至于思之再三，还是把这个绰号做成了这个小文的标题。
刚刚来到的这个春天里，口水王也找到了更好的漫步办法，即骑在我的脖子上。我偶尔的一次实验，被他确定为必选方式。现在只要看见了我，他会哈哈大笑地笨拙地跑过来，张开双臂。但他在我的脚下停住，随即转过身去，把后背给我，等我把双手伸到他的腋下。他妈妈说，等我把他举到头顶时，他笑得最满足。随后他让我走，去他常去的那些地方。
那时会有口水，落在我的头顶上。从那里看世界，情景肯定又不同了。
登高临远，大约是人共有的冲动，有那么一天儿子会呼啸着推门而出，和同伴们走进更大的世界里。我想像过那个情状，是走进他自己的风云里。对，是风云。我愿意用这个字眼儿。
上帝安排了很多事情，让孩子慢慢地长大是其中的一件。这样，对于我来说，飞快的时间就忽然慢下来，我们才能睁大眼睛看到每一刻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里，建立一种也只有上帝才能全部说清楚的联系，那关系一言难尽。
我好久没有看见自己了，镜子中的自己像一个多年不见已经在他乡老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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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4节 克伦佩勒背后的女人
《万科》周刊
JACK/译
如今的年代，我怀疑还有哪位女子能够像洛蒂那样，为了父亲的艺术生涯而奉献毕生。洛蒂是奥托·克伦佩勒的独生女儿。作为著名指挥家，克伦佩勒是柏林二十年代现代音乐运动的同义词，也是伦敦六十年代交响乐团演奏水准的基石。
他的名声并非靠单枪匹马取得。克伦佩勒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起来像一个歹徒，抑郁的时候动不动就寻死。如果没有他身边至爱亲朋的关怀，克伦佩勒绝不可能完成伟大的音乐事业。现在，虽然克伦佩勒过世已经三十年，他所调教出来的演奏家们依然是各个英国乐团里的骨干力量，每当提到克伦佩勒的名字，这些人就会两眼放光。
照顾克伦佩勒生活起居的，首当其冲是他的结发妻子乔安娜。为了这个男人，她一辈子受尽磨难。早年相识的时候，克伦佩勒就是一位色情狂，总是不知好歹地追逐身边每一个女人。古斯塔夫·马勒的千金曾有一次被克伦佩勒追得围着桌子打转儿。情急时刻，她想起这个流氓还是父母的密友，于是决定唤醒他的尊严和友谊。“克伦佩勒博士，”安娜喘息着说，“在巴赫b小调弥撒中，第48个乐句，它的最高音是F还是降F？”克伦佩勒一下怔住，然后便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起来——音乐是惟一一种可以凌驾于他的狂躁病之上的东西。
乔安娜见证了他早年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辉煌年代。他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演绎古典音乐的通俗名曲；他指挥上演了维尔和雅那切克的新歌剧，而听众都是来自工厂和写字楼的普通百姓。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歌剧院树立了乌托邦式的典范。因此毋庸赘言，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
希特勒刚刚掌权一个月，他们一家便被迫离开德国。那时候洛蒂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正是她给父亲的流亡生涯带来了莫大欣慰。“克伦佩勒博士，”洛杉矶乐团的头头说道，“你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从今起，我干脆称呼你‘奥托’好吗？”“你可以那么叫我，”克伦佩勒气呼呼地答道，“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1939年，克伦佩勒接受了一次脑外科手术，切除一颗脑肿瘤，这造成他半边脸部瘫痪，舌头僵硬，言行更加怪诞。乔安娜拒绝再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是克伦佩勒却声称要求获得一年自由，执意离开了妻子。他和犹他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莫里斯·阿伯拉瓦尼尔的妻子结伴同行，在美国四处巡演，同时欠下一屁股账单。他的丑闻上了《纽约时报》，然后被捕，接着又被保释。小报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是洛蒂挺身出来为克伦佩勒解了围。那时候她才芳龄十七，就开始全职为父亲服务了。
由于克伦佩勒声名狼藉，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都给他吃闭门羹。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又失踪了，最后被人发现时，他躺在贫民区，浑身伤痕累累。克伦佩勒在1947年的欧洲之行也不太平，他在布达佩斯指挥国家歌剧院时被扣留，后来还是洛蒂出面斡旋，才重获自由。
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和社会主义铁幕政权之间曾有的瓜葛，克伦佩勒被列入了黑名单，护照无法延期。1954年11月，一位年轻的音乐经纪人在纽约一幢肮脏的小旅馆里发现了他。那时他已经潦倒不堪。那经纪人决定孤注一掷，邀请克伦佩勒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指挥一场音乐会。那地方距离纽约3000英里，所以克伦佩勒起初拒绝为此长途跋涉，多亏洛蒂与经纪人共同劝说，计划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洛蒂姑娘与小伙子经纪人之间也开始暗生情愫。至此，克伦佩勒在二战后的音乐生涯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波特兰，克伦佩勒棒下的这支土包子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竟然超水平发挥，而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碰这部作品呢。经纪人罗纳尔德·维尔福德一夜成名，一举成为美国最胆魄过人的音乐掮客。克伦佩勒也很快拿到了护照，然后飞去伦敦。在那里，著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莱格请他指挥爱乐乐团，所谓环球唱片公司的金字招牌。
伦敦城里，各大管弦乐团群雄林立，一鸣惊人实非易事。而克伦佩勒激发了爱乐乐团超乎英国人天性的热情和自信。他对每部作品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贯穿音乐始终的魅力，使得无论演奏家还是听众都能得心应手地准确把握作品。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大受欢迎。当克伦佩勒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首演结束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异常铺张，伦敦市政厅特地委托雕塑家雅可布·爱泼斯坦为克伦佩勒塑造了一尊胸像，放在皇家节日剧院大厅里。如今，这座塑像还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克伦佩勒依旧官非不断。还有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烟斗烧着了床单，他竟然试图用威士忌小酒瓶来灭火，结果差点丢了性命。在公众眼中，克伦佩勒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丝毫不亚于约翰·弗雷门的电视节目“面对面”。对待伦敦音乐家们，克伦佩勒一会儿像暴君，一会儿像慈父，如果有人讨他欢心，他会向人大派雪茄烟。1964年，当莱格决定解散爱乐乐团时，克伦佩勒对乐手们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和忠诚。尽管他自己并非腰缠万贯之辈，依然慷慨解囊，使乐团度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他女儿洛蒂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成就肯定无从谈起。她在和唱片公司谈判时不屈不挠，颇得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她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父女能够一次次渡过难关，她从来不曾试图干预父亲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早晨，洛蒂端着父亲的早餐托盘走进他房间，却发现他的床上还躺着一位陌生女郎。“这是我女儿洛蒂，”克伦佩勒嘟囔着给她们介绍。“你……你刚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