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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可夫、丁玲来，沙可夫谈起报告，我表明了态度，拒绝了出席会议。
……
康濯、冯乃超来，又谈报告问题。＇54＇6月24日，“茅盾差遣太太来要稿”。＇55＇或许也与此有关。
因为胡风认定报告草稿的基调是对他的“污蔑”，所以他拒绝参与文件的修改定稿工作。几年后，他抱怨道：“原来第一次草稿给我看过，我当时表示有意见。后来要改写，康濯同志来说，改写了还要给我看。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听说是以胡绳同志等为中心所改写的报告，骨子里几乎主要是以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为对象，而且是把问题的本来内容简单化了甚至歪曲了以后再加以论述的。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原来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56＇其实，文代会报告中对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总体评价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态度，早在一年前香港文委创办《大众文艺丛刊》时就已经在党内达到了统一。“黄药眠说，香港文艺论争有意义，开始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57＇所谓“香港文艺论争”就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因此，无论胡风是否积极地参与国统区报告的起草，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起草委员会也不会认真采纳他的意见。茅盾在报告的打印稿后面附带声明，这份报告原来决定由“胡风先生和我”共同起草，“胡风先生力辞”，所以就只好由报告人独自负责了。胡风的女儿晓风说：“这也是让他为难的事，不知该怎么写才好。按自己的看法来写，势必要得罪人；如按要求的来写，吹捧一些名家名人，他又做不来，只好仍是坚辞了。”＇58＇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胡风当时就对一同出席大会的朋友们说过：“报告当然不是他（指茅盾）个人的意见，而是事先拟定好了的，与香港的论调如出一辙。”“他叫我一同签名，我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么？”＇59＇
消极乃至抵制的原因是什么？
早在国统区报告草拟之前，胡风就已决定以“消极”态度对待各项工作，他在4月26日给路翎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做任何事。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60＇5月7日，他给方然、罗洛等人写信也说：因为非得参加这个会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61＇胡风的“消极”乃至“抵制”到底是因为什么？闲言碎语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的日记中也时有透露。
6月13日，“吴清友来闲谈了一会。说是有人说，我到解放区以后见人不大讲话”。＇62＇6月28日，胡风到华北文艺社，“与田间、欧阳山闲谈，他们给了我很多忠告”。＇63＇文代会召开前的几天，胡风突然发现其他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6月27日，他“到丁玲处闲谈了一会。雪峰来汇报，他们一道‘去一个地方’，我赶快一个人走了出来”。6月28日，“昨晚去了‘去一个地方’的人，脸色全变了，避免和我谈话”。＇64＇6月30日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文代会预备会，“已见过的人避不讲话，新见到的人，有的很亲热”。＇65＇7月6日，文代会已进入第五天，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的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个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前身即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胡风长期担任这个团体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文艺理论工作。1949年3月26日，胡风奉周恩来之命从石家庄赶到北平，兴冲冲地准备参与新文协的筹建工作，不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压根就用不着他操什么心。十天后，筹委会为胡风安排了四项工作：《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委员共3人，另两人为茅盾、厂民），内定他为主编；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共11人）；小说组委员（召集人是叶圣陶）；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职务很多，工作具体，按理说应该够他忙碌的。然而，胡风却并不忙，甚至不愿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消极”。 4月8日，“被茅盾绑＇架＇到永安饭店商提蒋管区参加‘文协’的代表名单，到后谈了几句就溜出来”。＇66＇可见他的“消极”抵制情绪。
《文艺报》是顶尖级的文艺理论刊物，在文艺界的位置相当重要。但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开会（1949年4月15日）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67＇4月16日，他在北京饭店遇到周恩来，周和他握手的时候说，知道他要忙起来了。他由此“直觉地感到这工作是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注意”，愈加怀疑周扬们为什么不事先直接和他谈一谈，不信任他，至少是不支持他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无论茅盾如何劝驾，“惶惑”的胡风始终不愿出任《文艺报》主编，4月的胡风日记中至少6次提及此事。
17日，茅盾等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
18日，“上午，访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表示这个工作由他做恐怕不合适，实际上希望周扬约他谈一谈。结果周扬、沙可夫都没有给他回答。）＇68＇20日，“厂民来，要填表去登记《文艺报》，我辞谢了”。＇69＇26日，“晨，茅盾来，还是要我不辞《文艺报》编委”。＇70＇29日，“茅盾送来《文艺报》第一期稿，我没有看”。
30日，“晨，被茅盾吵醒，又是《文艺报》的编辑问题”。＇71＇5月24日，他给田间的信中吐露：“但在我，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这以前，我以为我的一点微弱的努力可以‘聊胜于无’，而且还是别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我满腔幸福地迎接了今天，所以，对这‘隔膜’我坦然得很，我有勇气让别人判定我过去无一是处。……我也并不是不想解除这个‘隔膜’，但难的是没有这个力气。两个月了，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所以下了决心辞去了负责编辑《文艺报》这一类的不能‘摸底’的工作。”＇72＇在周扬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闹意见，闹情绪，甚至是搞对抗。
让我们再回到第一次文代会上，7月9日，“下午，第一团开会，讨论国统区报告，说了话”。10日，“上午，自由发言，周扬‘亲自’来邀过。下午，文学组开会，丁玲又要我发言。终于推脱了”。＇73＇11日，“重看国统区报告。李亚群来闲谈了一会，对国统区报告不满。”＇74＇15日，“上午，被叫去圈全国委员会候选人。 ……写对于国统区报告的意见，交出”。＇75＇19日文代会闭幕。24日上午，文协开会，执行主席艾青指名要胡风“自由发言”，他自称“讲了四五句伤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只是说：“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76＇27日，丁玲夫妇和他喝茶谈到11时，“由我谈到文代会情况，谈到我的态度问题等”。＇77＇胡风对这次文代会“不满意”，认为“很混乱”，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说：“先是，我提了两个作家可以当代表，但被否定了，也没有向我说明。其次，从开会前几天到会议进行中的大半时间内，负责的同志们忽然都避开我，见了一个也不打招呼，面对面了顶多只是勉强招呼一下而已。有一次宴会，几乎每一个熟悉的负责同志都对我避开脸去。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出了什么大问题。到国统区报告出来后，我知道问题是不简单了。”＇78＇
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
关于胡风的性格，鲁迅说过一番话：“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贾植芳也说：“胡风耿直，但太偏颇，爱憎太分明。”可谓一语中的。以他这样的性格，在天下定于一尊之后，他的命运又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一方面，胡风在“空气坏的洞中”给路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