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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1000元，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32＇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4＇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评“教育部对于各校之经费漫不经心，而任意分发职员，可谓不近情理矣”。＇35＇
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电话，拨给浙江大学米一百石，另将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发给。对陈仪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过十多天后，陈仪就被免职离开了杭州。
2月14日，竺可桢动身去上海，请朱骝先转告陈雪屏，要求给浙大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用”。2月15日，他与复旦、交大、同济、上海医专、商校等校长商量的结果是，联名致电已迁到广州的陈雪屏，表示如不能给三个月的应变费，他们将全体飞往广州请愿。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元六元、经常费、临时费等要求。3月1日，竺可桢他们去见李宗仁，因为他们去了十六个人，客厅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谈。“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渠即说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之生活极为关心。”呈文交上后，他们就退出了。＇36＇
3月3日，他和翁文灏见面。“据云目前中央意见不统一，是令人最伤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经费困难，各校长至须汇同集体包围教长、行政院长要钱，实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职之势。”
3月4日，他回到杭州，花了二百元黄包车费才到校。“知十倍之经常费九百余万昨已到，本可发薪水，但以中央银行无钞票，故不能发给。学生自治会新选出之代表包洪枢、杨锡龄来询经费情形。”＇37＇
3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及经济、校舍、毕业生失业问题，会计报告经济状况。
类似的记载在竺可桢的日记中一直持续到5月3日杭州解放。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即便是在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里，竺可桢也没有忘记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学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浙大即以校方名义向特种刑庭要求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午后，他亲自到监狱探望了吴大信他们五人，其时郦伯瑾等三人入狱已达一年之久，他和吴大信等谈了一会就出来了，“回途走归”。
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会的学生包洪枢等告诉他，他们将集体前往迎接吴大信等出狱。他说特种法庭虽然答应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释放并不知道。但学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开会决定去迎接。因为担心学生安全，他请苏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相熟识的监狱长，告诉他将有大批学生要去。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在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很担忧，如果与退伍军官及前方撤下来的士兵相遇，将会发生冲突。“幸告无事”他才松了口气。当晚，他就接见了吴大信等五人。同时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谓贵校学生午后结队游行，公开散发污蔑政府之传单；在戒严时期急应制止此种行为云云”。 ＇38＇第二天上午，他与苏步青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包洪枢、左大康等七八人开会，“责以昨日去第一监狱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队去之学生二百余人不应该以浙大名义在广济医院及各处墙上乱写标语，因墙各有主，不能乱涂；且前方退回中央军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稳，则此辈军队随时可以浙大为目标而进攻，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学生集全力以筑围墙，轮流守夜，为的是安全，而到处标语，适足以召祸而已”。＇39＇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竺可桢依然坚持办学的原则。2月7日，陈仪亲自出面向他说情，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 ＇40＇ 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余以暨南在沪开学，目前暂难有办法，俟开学时有余额再说。” ＇41＇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适亲笔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前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42＇对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竺可桢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及。1949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北京接到费巩哥哥费盛伯来信，称费巩之死“系三青团康泽所为”，他马上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嘱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当面询此事也”。＇43＇竺可桢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浙大和莘莘学子极为深厚的感情成为他毅然决然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浙大师生才会一再吁请他重回浙大。当然，对于倾注了壮岁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离开之后，他也是无时不在关心。他在上海等待变化期间，和杭州的联系一直很频繁，浙大师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则以“一时难脱身”推辞。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身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来沪”，王劲夫来电请他回杭，同时接到校中全体师生来电，要派代表到上海请他回去，他只是叹息“但余目前已无＇从＇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电话，知杭州已于下午三点半“失落”。打电话到杭州，已无人接电话。5月22日下午，他听说有人骑脚踏车到上海，称杭州有三处被炸，钱江大桥、城站与浙大，他很着急，“深望此说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从来信及来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44＇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45＇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本来1936年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浙大校长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抗战一拖再拖。在时代巨变之后，他再也不想恋栈了，所以他才会说“厌恶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