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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还有很多表现在孔子学生的言论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有子是孔子的弟子，他说了三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语言环境里，人际交往都离不开说话，我们都在承诺，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够兑现吗？你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能做得到吗？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那要看你的诺言离道义有多远。如果你的诺言符合道义，兑现的可能性就会高一点，这就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个人如果能够恭谨有礼，对别人毕恭毕敬但又符合礼义，那么他就远离耻辱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依靠的都是可亲可信之人，那么为人行事也就很可靠了。
我们看，这里又是一组关系。在这里，“信”也没有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核心，而是说讲信用一定要符合道义。社会中不断出现种种挑战，一个人光有单一的内心道德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有一个词语叫做“信史”，就是其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这个词内涵很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史官，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贵的传统。
诚信之道（6）new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北魏的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叫做《国书》。《国书》写好以后，就被镌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崔浩和高允两人依据实录作史的精神，对北魏早期的历史多秉笔直书，有些史实在后人看来是很不堪的。很多鲜卑贵族看了国史之后，非常不满，就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说史官真不好，为什么把这些事都写出来了？
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曾经跟高允念过书，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想保护自己的老师，就把高允请到东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进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前，太子对高允说：“我们进去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怎么做。一旦皇上问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说。”高允问：“殿下，这是为什么啊？”太子只是说：“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进去跟他父亲说：“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他只不过领衔总裁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的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赶紧对他的父亲说：“您的盛怒把高允吓坏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现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人写的，真的与他无关。”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哀怜我，想要救我一条命。其实，他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瞎说。”
拓跋焘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临死不说假话，这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气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忠诚。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 “良心医生”陈晓兰。她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大夫。她看到，这十年间医院进的医疗器材有相当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于患者。陈晓兰坚持揭发这事。十年中，经她揭发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八种已经由国家下文予以废止。
诚信之道（7）new
但是，这十年中，这名医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为触犯了医院的利益，医院强行把她调离原来的岗位，后来又强迫她提前退休。丢了工作之后，她深入到医疗器械交易的直接环节，更坚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责为“叛徒”。
对我们来说，陈晓兰的勇敢其实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还要有价值。这不仅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诚信，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她的良知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一副净化剂。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成了广大患者的一道保护屏障。
陈美丽和陈晓兰，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说她们内心的力量就单薄吗？这种力量坚强而庞大，我相信它会有非常大的反响。这样的力量推展起来，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影响巨大。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不需要诚信？对此，《论语》中就有过很多阐述。孔子曾经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治理有千乘马车这样的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该怎么做呢？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信实无欺，这是一个出发点。接下去，“节用而爱人”。也就是说，要能够节约财政开支，关爱百姓。让百姓做事时，要怎么做呢？“使民以时”，按照四时节序，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调剂好忙闲，而不要违背这个天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很多的劳役。
孔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诚信，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要讲信誉。真要有信誉，不仅仅对国家好，对于发布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处。
《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一个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誉、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才可以让百姓们去干活，不管是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还是去干什么，老百姓这时都会心甘情愿。如果老百姓没有对这个执政者产生信任，就会觉得执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个忠臣去进谏，也要先赢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树立起信誉才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会觉得你在诽谤他。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个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征兵，苦于兵力不足，当时封德彝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如果体格魁梧，也可以一并征上来。李世民一想，国家正缺士兵，就答应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岁以上叫中男，二十一岁以上叫丁，丁才负担力役。让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当兵，肯定不合制度。结果呢，征兵敕文签署下去，到了魏徵这儿，魏徵坚持不签，给退回来了。李世民接着下敕文，魏徵再退回来，一连退了好几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签署，这个敕文就发不下去，无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说：“中男里身强力壮的人，可能是奸民谎报年龄以逃避兵役，就是征发他们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己见呢？”魏徵回答：“带兵之道在于指挥有方，而不在于依仗数量多。陛下征发壮年成丁，好好训练，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