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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找资料和寻访过程中，王久良不断发现秘密，比如垃圾上的灰色利益。“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每个月需要交纳固定的卫生管理费，钱到达物业公司手中，他们有义务处理这些生活垃圾，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收了钱，又把垃圾转卖出去，获取双重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是很高的，他们拉出去以后，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回收过来，剩下的怎么办？就是偷偷地倒掉。正规的垃圾场都是收钱的，每一车60到80元不等，他们显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北京修筑六环路，挖了无数的大坑，无数的土坑就形成了无数的垃圾场，还有采砂场、烧砖厂取土，形成大坑后，再去卖钱，收垃圾，里面有黑色利益，他们是很小心的，特别不欢迎手持照相机的人”。这样的黑色利益圈，也让王久良的拍摄变得更不容易，甚至辛苦拍摄得来的照片，也被强行曝光。
3
拍摄时总会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是像打游击一样，到了一个垃圾场，先审时度势，勘察地形，揣摩好拍摄时间，垃圾场老板不在，就可以开拍了。有时，为了更好地拍摄垃圾场，他甚至还需要爬到树上，或者攀爬到垃圾山上。
在这一点上，王久良和卢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危险。去年3月，当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看到很多工人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当卢广条件反射式地掏出相机，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很凶狠地问，你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也作势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对方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盯着他。
即使他们不想造成过多的冲突，但是，他们的拍摄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比如在海淀区六里屯的垃圾填埋场，我们隔得很远的情况下，去拍摄垃圾场全貌，保安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把我们挟持到垃圾场，很快，一个副厂长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这么拍，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不知道政府和我们善良的公民怎么成了仇人？我们碰到的，有提着菜刀上来的，有牵着狗巡逻的，我们的底片被强行曝光，磁带被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甘拜下风，主动撤离。有风险的地方，我们就不去，采取迂回的方式。”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垃圾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公民的观看成为‘非法’的行为？”越是遇到阻力，王久良越认为自己应该冷静，做到相对客观地去呈现基本的状况，“我要尽可能多地向观众透露垃圾场的信息，让他们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鲍昆说，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就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以350公里速度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触目惊心！”
在宋庄艺术村，甚至有一部分房子就是建在垃圾堆上。鲍昆对记者说了个故事：“栗宪庭有自己一个基金会，盖了一个建筑物，很棒。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建在垃圾堆上，我一挖坑，就挖出陈年的垃圾。可以说，整个北京朝阳门和建国门以外的地下水，是根本不可以抽出来就用的，因为集中了所有城市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至于老栗跟我说，这里太危险了，现在宋庄的水是从北京城里运过来的，当地的水没法喝。”
在王久良的拍摄中，鲍昆是介入比较多的策展人，当然，主要是帮忙找钱。“去年9月份在平遥，他当时很迫切解决生存问题，最早的动机就是怎么让久良生存下去”。王久良的拍摄工作，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盛事今来画廊的姜看提供了资助；企业家周其岳和欧阳星凯为他提供了拍摄的机器；这次展览和扫描、打印都是由朋友资助。为了王久良顺利地完成拍摄，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也帮忙开出特约记者证，自由职业者王久良拥有了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在连州的颁奖典礼上，王久良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在谈起自己的境遇时，王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一个保持着自由精神的和自由言论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4
在环境面前，艺术变得不重要
“王久良的照片，呈现出了一个国在山河破的景象。”西安摄影家胡武功走进果品仓的展厅，就被巨幅的北京郊区被污染图片震惊了。“我经常乘坐飞机，没有看到一座山是原始的山。我没有想到北京近郊也被垃圾包围、被侵蚀。可以想象，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令人心惊的真相。”
王久良说，除了拍摄，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促使整个事情的改变。在连州，他不断地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将媒体比作扩音器，他要让照片传播出去，让声音让更多的人关注整个问题。“现在有种风气，如果再讲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王久良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他并不只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个不断去探求事实的公民。
卢广也有类似的问题。鲍昆告诉我们“卢广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摄影师，但他拿到了许多新闻摄影的重要奖项。卢广在拍摄完之后，曾拿着照片，去找环保部门，表示，你不改，我就披露。他说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不过，卢广得奖了，而且这个奖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反思。”鲍昆应该，新闻摄影师作为第四权力，如何利用好这个社会公器，应该成为所有新闻摄影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鲍昆说：“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很可能是当代艺术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利益，或者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违反了摄影的道德。”
这样的思考，也正是连州摄影节策展人段煜婷希望探讨的问题，她提出过“新闻摄影已死”的论调：“在报业危机中，人们对新闻摄影的反思和认识走到了什么地步？新闻摄影的根本价值在哪里？”
连州摄影节的总策展人姜纬在连州的研讨会中发言说，王久良在没有一个专业策展人帮助之下，以一己之力，获得了金奖，他的拍摄尊重主题，水到渠成，做得很不错。不过姜纬也指出，“王久良是冲着金奖来的，无论是展场的位置、装裱都还是比较粗糙”。
鲍昆则认为：“王久良是怀揣着艺术理想来做这件事的，他也做得很棒，他觉得环境问题是对人类巨大的威胁，他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拍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找到我，让我看看照片。在我电脑打开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展览可办可不办，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觉得这是摄影界比当代艺术更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王久良对自己的理想到底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他除了重复自己某个重要论断，能够改变的并不多。
就在拍摄垃圾场期间，王久良认识了一位奇怪的老人。“你问他从哪来，他说不要问我哪来；你问他几个人住在这垃圾山上，他说，你看得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这位老人的家，就安置在通州区永顺县的一处垃圾场。在杂物遍野、恶臭袭来的地方，老人精心堆砌了一个低矮的平房，还用碎砖石垒起了一个小院落，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王久良也去老人家中喝过水。但当他第三次去时，没有见到老人。“当我跑到高处时，发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双手放在肚皮上，像睡着了一样，我走到老人身边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只有不远处的粪坑依旧弥漫着漫天的臭气。”
王久良说，他并不能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