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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瀚说，在１７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然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瀚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个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等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这样好了，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吧，专门做工作鞋。这王淦昌说了话了，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天下第一大事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当然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４０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７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３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３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２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摄氏零下２５．５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１３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１月２日到１１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１０５０吨煤，至今只收到２００吨（正常情况２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２３５吨煤，其中１２５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６日５０１２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１９５７年７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我们那时住在帐篷，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另外喝水也很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时候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我们在帐篷里怎么睡觉呢？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就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到了１９６１年的冬天，粮食就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特别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５０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食，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３６００里，十五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二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我们那时到处去求援，我原先是三五九旅的，所以新疆我很熟，王震在那时嘛，我到那儿求他们支持，他们问我你要什么，我说凡是能吃的我都要。这时候确实特别紧张，因为危机一直存在，中央就让我们赶快疏散，上边甚至说，你们再晚一些撤的话，去飞机运也来不及了。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几十里地没人烟，最紧张的时候只剩了几天的粮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向外边跑。但是这么大数量的职工向外疏散很困难，又是冬天，在路上那是很困难的，不饿死也肯定会冻死，所以走出去也很困难，再说也找不到地方安排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分析了整个情况以后，我们向上级提出来，说我们在这里坚持，希望尽量给我们支援，我们想办法渡过难关。因为真要一撤走，损失太大，将来再恢复，那得耽误好多年的时间。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正好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所以，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两厂子。所以，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没有粮食吃，哪儿弄粮食去啊！后来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如果一撤人，原子堆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所以，我们一考虑啊，整个的工作不能撤走，一撤走，设备也坏了，将来再恢复那就难了，那就得拿炸药把它全部炸掉。后来我们跟甘肃省的人谈，汪峰那时候是甘肃省委书记，他也到我们那个厂去看，我就在那儿，我接待他。后来还是让地方想想办法，挤点儿粮食，给我们，保证我们这两厂子，我把这意见跟部里也谈了，部里也同意这个意见。当时费多大劲啊，几万人在那儿，从零搞起呀，在戈壁滩上搞出这么一个厂子来，搞成这样了，现在一下子要撤，那设备多不容易啊，这帮人都多不容易啊。后来，中央从外地调粮食，我记得从新疆那儿调来一些粮食，从武汉调来一些咸菜什么的，就是有点儿营养的东西吧。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２１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