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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申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就是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的部署，怎么样来加紧工业的建设，最主要的问题，那个时候正在设计和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什么设备；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以加紧建设来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不是有个借口嘛，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不要着急，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个时候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个，天天上班就到我们办公室，报告说今天进来了哪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也采取了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建设的速度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他也说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这个速度，在各方面加紧进行，这样来促使苏联的设备及早供应。宋部长和我们一起做全体总动员，充分发挥和专家良好关系的作用，使他们能够给我们讲解和提供更多的资料及技术，吸取苏联专家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供应局的姜涛跟苏联驻中国的代表天天打交道，每天都催问他们设备什么时候进，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中央即将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决定，还没有向下属传达，二机部利用这段时间差，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宋任穷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了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等等。这样就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白文治说，我们稍微早几天知道苏联要全部撤专家，心里边当然有点那个。这一撤下边的事究竟办得了办不了？我们拿不拿得起来？没把握。部党组就派我和袁成隆马上去，先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先给他们厂子里打招呼，让他们先做准备，做我们自己能拿得起来的准备。拐棍撤走了，没有拐棍了，那么就在技术员当中做这个自力更生的准备了，准备把它拿起来，趁着要撤还没撤这几天的工夫，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摸清楚。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岗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任务，今后自己怎么样能够承担，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么就要发动每一个人准备好问题，该问的就抓紧时间问吧。这个时候，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一大堆问题啊。那么就问，都找自己对口的专家来问，都把它问清楚，还得内紧外松，你外表还得看着跟苏联人不那么紧张，实际上很紧张，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也有些东西是苏联资料中没有的，而是在苏联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在他的头脑里头。这经验，他告诉我们，比如说扩散厂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流体波发生了以后气流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会出不来产品，出不了合格的产品，那么怎么处理流体波。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还没有发生过流体波，这个可能是我们机器少一点，短一点，没有那么长，流体波没有发生，或者是我们保养的好，没有漏气，等等现象的原因，流体波还没有发生，但是他教给我们发生流体波时怎么处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资料上所没有的。他的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就曾经表示，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办，你们就可以取得合格的产品。
在几个核工厂里，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苏联专家也最多，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了那里。袁成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挤出点儿东西来，做做他们的工作，能挤出点儿东西来更好。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了扩散厂蹲点，跟厂里领导王介福、王中蕃那几个同志一起研究，当时就确定第一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第二要对人家友好。车间里头好些技术人员跟专家磨得很熟悉了，都出马了。厂里领导也出马了。有的就给这些专家送点儿礼物。有的送钱。他们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接受的也就接受了，没人管。我们普遍跟专家座谈，个别谈、集体座谈，就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就是你们现在要回国了，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是很惋惜的事情，这受影响了。这点儿打动他了，这些专家啊，是同情我们的，他们愿意把这事业完成的。他们认为这搞的半半拉拉走啊，这心里也不安宁，因为这技术人员啊，他就是有这责任感啊！所以，这就谈到一起去了。有些专家就哭啊，他们说，现在让我们走，没给人家完成，差这么多事情，我们有好多工作还要做的。有的老专家对中国友好，不赞成上边撤，但是他没办法，说撤上边有命令就得撤。所以，连着几天，都黑白做工作。这里头有些专家啊，都很好，嘱咐我们：你们一定要继续搞下去，你们要注意什么问题，你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好多专家都挺留恋的，他说我们还要回来，我们还要把这事情搞完，将来还要回来。不少专家说，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走了，这儿有什么，这儿还有什么，给了我们不少意见。
王中蕃说，扩散厂的主工艺厂房不是刚盖起来了嘛，盖好后就等苏联把几千台机器运来安装了。苏联专家去了，说你这个条件不够，因为他去现场检查了，他估计，这个工程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达到设备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