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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制度根据逐日记录的统治者言行编写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国官修史学
模式由在位统治者编撰前朝皇帝的实录。不管怎么说， 《元史》中从忽必烈
（世祖）往下的本纪，无论是怎么编排的，都非常详细和繁琐，同样很少加
工。
①
《元史》中的53卷志，大多数出自《经世大典》，这是一部880卷（另
② 见＇75＇柯立夫： 《现存〈元史〉简论》。
③ ＇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
《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① 关于王鹗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 《王鹗（1190—1273 年）》，第
54—57 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② ＇601＇ 《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 年版，台北1962 年、1975 年再版）。
③ ＇375＇ 《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 年
版）。
① ＇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 年版），第270 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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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说800卷）的大型文献，由奎章阁的学者编辑。奎章阁是文宗图帖睦
尔（1328—1332年在位）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地，亦是全国的最
② ③
高学术机构。 《经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1348年）
的监督下编修的。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从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灭亡
之前都已经散失，只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为在15世纪的第一个
10年里被分目抄入《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
部分。正因为《经世大典》被抄入了《永乐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元
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时把《经世大典》直接照搬了过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
④
个间接的证据，如在卷58—63《地理志》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变
化，但是没有该年以后的内容。学者们早已同意顾炎武（1613—1682年）在
研究了 《地理志》中的专用术语和特定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地理志》的正
文像是政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⑤
《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
⑥
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
⑦
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
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
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
例一人 （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
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
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
时。由于有关1260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
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本世纪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
①
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达到高潮，但是可能所
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
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
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
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
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
进行研究后，对 《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② 见＇820＇姜一涵： 《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 年版）。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653＇ 《元史》，卷58—63 。
⑤ ＇662＇顾炎武： 《日知录》卷26 《元史》。
⑥ ＇672＇钱大昕： 《补元史艺文志》（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⑦ ＇673＇钱大昕： 《元史氏族表》（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① ＇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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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 ①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
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
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
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
文的时间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年之后。
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年，并同意没有证据
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
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
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
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
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
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
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
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
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
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
①
视了 《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
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
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
书的重新发现在19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1776—1835年）发现了
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
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
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 《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
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
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