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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天文学家到他的宫廷来。后来汉人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利
用波斯曲线和计算推导出另一种历法《授时历》，这种历法略作修改后到整
①
个明代还在使用。在忽必烈的保护下，地理考察和地图绘制蒸蒸日上。阿拉
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和商人带来有关亚洲和欧洲的信息，从而“活跃的中国地
②
理学把来源于阿拉伯的非中国世界的数据结合进来”。教士和艺术家是另外
两个得到忽必烈偏爱的群体，在后面对宗教及艺术的讨论中将更清楚地表明
忽必烈对他们的态度。
总之，对于那些在中国历朝未得到很好对待的职业阶层，忽必烈努力排
除对他们的歧视。手工业者、医生和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
多的关心，因为忽必烈显然希望在统治中国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还保证不
剥削农民，并且实际上鼓励了农业的发展。受到蒙古人损害的主要阶层是地
主精英，从这个阶层中涌现出大量的士大夫统治阶级。忽必烈和蒙古人作为
国家的统治者取代了他们。废止科举制度之后，汉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选择。
①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235—237 页。
② ＇342＇李约瑟：《中医文化》，第263 页。
③ 关于这些学校，见＇402＇朱达·拉尔：《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发展》。
① ＇247＇E。S。肯尼迪：《撤勒术克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学》，第668—673 页；＇653＇ 《元史》，卷7，
第136 页；卷164，第3845—3852 页。
②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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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顺从了，并为蒙古人服务；一些人放弃公共生活成为隐居者或者把兴
趣转向艺术；还有一些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形成潜在的破坏力量。汉人精
英感觉到他们是排除在蒙古人给予利益的阶级和职业之外的主要群体。但忽
必烈和宫廷试图通过保留某些政府机构，如翰林院、国子学、集贤院及国史
馆来安抚他们，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人以士大夫为主。
军队是另一个需要确定它和朝廷的关系的群体。忽必烈主要关心的是不
使蒙古人对军队的控制受到危害，他所建立的组织及制度反映着这个目的。
1263年，他重建枢密院以监督卫军、怯薛（蒙古大汗的侍卫军）和万户（即
“万户之长”）。这些单位主要由蒙古骑兵和以汉人为主的步兵组成。所有
的蒙古成年男性有义务被征募，某些汉人家庭则被指定为世袭的军户。对他
们豁免施加在普通百姓上的一半赋税。但是，反过来，他们需要支付自己的
①
费用，有时这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些负担，加上军官对资金的侵吞勒
索，最终导致士兵逃亡和武装力量的衰落。但是，一直到忽必烈去世之后，
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很大麻烦。
使人更为焦虑的是汉人军队的征募。忽必烈不能仅仅依赖汉人，他需要
用蒙古军队去制约他们。因此他使用蒙古怯薛作为自己和宫廷的侍卫军。同
样，在沿着边界部署驻军时，他感到需要保持军队中蒙古人的优势。
忽必烈还认识到蒙古人对军事供应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例
②
如，朝廷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因为竹子可用于弓箭；竹子由朝廷专卖。忽必
烈还力求保证朝廷得到可靠的战马供应。随着蒙古人开始在中国转向定居生
活，在得到马匹上他们面临着和汉人一样的问题。为了提供政府所需的马匹，
忽必烈命令汉人臣民拥有的每100匹马中要上交给朝廷一匹马。他还保留买
马的权利，强制马主按官价卖马。企图隐藏马或者私下卖马的汉人家庭会受
到严厉的惩罚。称为太仆寺的政府机构照管马匹并且管理集中在漠北、中国
北部和西北部以及高丽的牧场。尽管史料间或提及走私马匹和别的欺骗行
为，在忽必烈统治期间，朝廷能得到足够数量的马。①
朝廷另一项关心的事情是制定用于它的疆域里的法规。蒙古人的传统的
法律“札撒”缺乏统治定居文明所需的复杂性，相反，它只反映游牧社会的
价值观，不适用于中国。在夺取权力期间，忽必烈保留了金朝女真人的法律，
但在 1262年他命令他最信任和最有影响的两位幕僚姚枢和史天泽制定一部
更适用于他的汉人臣民的新法律。从 1271年开始执行这些法律，不过蒙古的
法律、惯例和习惯还影响着新的法律。
在法律上蒙古人明显地比汉人得到优待。死罪的种类为135种，要比宋
朝法典中规定的数量少一半还多。按照蒙古惯例，通过向政府上缴一定的赎
金，犯罪者可以免遭惩罚。忽必烈可以发布大赦，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甚
至对反叛或政敌都予以大赦。为了避免滥用被告的权力，行省和中央政府的
官员对地方司法裁决的重罪进行日常的审核。因为缺乏对法律执行情况的详
细研究，很难辨别这些法令上的改革是否转化成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更为宽容
和灵活的系统。然而该法律中体现的忽必烈及蒙古人所支持的法律思想看来
① ＇195＇萧启庆： 《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6—25 页。
② ＇211＇井崎隆兴： 《元代施行竹专卖及其意义》。
① ＇638＇ 《大元马政记》，第1 — 3页。＇33＇鲍登、札奇斯钦： 《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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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如以前的汉人法律那么严厉。 ②
② ＇63＇陈恒昭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中，认为元代法律确实比以前的中国法
律更为宽容和灵活，见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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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皇帝的忽必烈
尽管忽必烈希望不仅仅被当作中国皇帝，但是他不能强迫别的汗国接受
他的权威。作为蒙古大汗，他渴望统治广大地域，寻求对他作为整个蒙古帝
国不容争辩的统治者地位的承认。斡罗斯的钦察汗国支持阿里不哥的汗位继
位资格并且对忽必烈的胜利并不甘心。控制中亚察合台汗国的海都是忽必烈
的死敌。只有波斯的伊利汗国创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后代承认忽
必烈为大汗，但他们基本上是自治的。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纠缠于阿哲儿拜
占牧场所有权的冲突中，转移了他们与大汗关系的注意力。
面临对他的大汗地位的这种有限的承认，忽必烈变得更加认同中国，并
且寻求对他成为中国皇帝的支持。为了吸引汉人的忠诚，他必须是一个表里
如一的传统的中国皇帝。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国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
他们的默认，他必须恢复一些儒家的仪式和习惯。忽必烈保持一个蒙古人的
本色并且不放弃蒙古人的价值观，不过他意识到为了得到汉人的支持他必须
做出某些调整。
忽必烈给他的汉人臣民的最明确的信号是把首都从漠北迁到中国北方。
在他的幕僚刘秉忠的帮助下，他接受把首都从和林迁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
1266年，他下令建造汉人称为大都而突厥人称为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
从汉语翻译，称它为大都。尽管回回人监督这项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国工匠参
与建设，在概念上和风格上这座城还是中国式的。因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为
他努力吸引传统的汉人儒士的象征，设计者遵循了中国模式。但是，他选择
了一个不落俗套的地点建设首都。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黄河或其支流附近的
中国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国北部边境附近（见地图33）。
忽必烈选择这个曾是辽、金首都的地点，一是因为他领悟到他的帝国不
仅仅只包括中国，二是他希望保持对他的蒙古故乡的控制。这个在中国北部
的行政中心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