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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与这位有学识的俘虏进行长谈后，成吉思汗命令他
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然后教他的儿子们认识新字母。被收养的成吉思汗
的“第五子”失吉忽秃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来写本民族语言的人之
一。塔塔统阿还介绍了印章在官方事务活动中的用法，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
采用。②
军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进蒙古军队的十进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传统。然
① ＇195＇萧启庆： 《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4—38 页。
① ＇385＇帕维·鲍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复原及其内容》。＇742＇刘铭恕： 《元代之户口青册》。
② ＇653＇宋濂等编：《元史》，卷124，第30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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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被采用的规模则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军事单位方面并没有多
少数字可提供。而在 1206年却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军队战斗序列保存在《秘
③
史》中，1227年的一个类似名单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根据前者
的材料，1205—1206年乃蛮人被打败和所有其他部落随之投降之后，成吉思
汗以他可利用的极度扩充的有生力量组建了95个千户（敏罕）。在此之上还
要加上10个千户组成他的私人护卫军。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数目则表
明从蒙古诸部征调的千户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总数129个。这些军队几乎不可
能长期维持名义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成吉思汗军队的纯蒙古成
分的兵力在10。5万与12。9万之间。随着蒙古人的领土扩张，同一制度又被
强加于属民——草原游牧部落和定居民——身上，到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
的数量，虽然在任何地方没有被记载，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数量的好
几倍。
千户，而不是更有名的万户（土绵），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基本军事单位。
当需要增加时，10个千户会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万户。其中一个下级千户的
指挥官被任命为这一更大组织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
户。看起来，成吉思汗所有的将领都永久地作为千户长（那颜，蒙古语noyan，
复数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军队时，也还是如此。大部分
指挥官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其家族成员，由于这个原因，军队许多最高级长
官都拥有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类似乎不太重要的头衔。
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蒙古军队的成功依赖于它的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和
听从调遣。他们没有超人的技术优势，也没有秘密武器。所有的游牧军队都
天生机动灵活，但没有一个像成吉思汗的军队那样纪律严明。据我们所知，
成吉思汗的训言 （札撒）似乎主要是关于军队纪律方面的。残存下来的片断
表明，对不服从命令的处罚是严厉的，而且军事单位共同对其单个成员的行
为负责。
指挥官在战场上有效地协调大兵团运动的能力是蒙古军事机器的另一个
明显证明。这一听从调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时期经常性的训练，通常以各军事
单位加入的大规模狩猎为形式。这也有纪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战地指挥官被
要求严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行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能够在指定的
时间和正确的位置出现，它的指挥官就会立刻被处罚，不管提供什么借口也
无济于事。①
蒙古军队除了它的首要任务之外，还有重要的行政职能。在 1204年和
1206年产生的千户的全体成员包括服兵役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与奴隶。每
一个千户既是一个军事单位，又是同一官员那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个组
织。十进位的建置给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暗中破坏部落的权力与忠
贞，并在一定程度上用军队纪律和团结一致来取代它。以前的对手诸如塔塔
儿、克烈或乃蛮之类作为部落群体被有计划地破坏了，并被零散地分配给混
合千户或者是分散成为由其他人组成的千户的属民 （孛斡勒）。只有表现忠
诚的旧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许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一种族的千户。例如，弘吉刺
人被允许以一个部落组成千户，以他们自己的首领为长官。但即使在这种情
③ ＇76＇ 《秘史》，第202 节 （141—142 页）；和＇404＇拉施特：《史集》，第1 卷，第399—413 页。
① 有关蒙古军队的武器、训练与纪律，见＇463＇丹尼斯·塞诺尔： 《内亚的战士》和＇465＇丹尼斯·塞诺尔：
《论蒙古的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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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的部落，不论它忠诚的纪录如何，也只是被束缚在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下
并服从于严格的军事纪律。千户，既是军事动员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
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体系
在13世纪初期，蒙古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管怎样，他们自己
满意的是，这使成吉思家族的统治权合法化并为他们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
虽然这一体系肯定到13世纪40年代已经定型，但这些原则被最初表达并传
播的确切时间还不清楚。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
的顾问们在他称汗时已经注意到了称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虽然蒙古意识形
态的其他部分也许是后来被加上去的，但在这个时候概括整个思想体系是非
常适宜的。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像许多其他欧亚民族一样，植根于神圣的王权观念。
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
天（蒙哥·腾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
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后者保证他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
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死里逃生、危险的及时警告和战场
上出乎意料的胜利，都被用来证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
到过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标志并肯定了他的好运和由此而产生的统治君权。
由于成吉思汗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周
围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更加自负。
根据蒙古地区以前的突厥传统，好运（qut）和君权与对这些神圣山脉的占有
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确实，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山不儿罕·合勒敦，在
那里他们的汗必须驻留，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
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这可能是为试图利用这一
地区固有的好运并动摇游牧世界的观念。①
授予成吉思汗并随后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
在发动战争之前，蒙古人习惯于向其邻国发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们宣布有
权，如果不是义务的话，将全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边界之外的所
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国家都被要求
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权。因为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
张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
厉的惩罚。①
天命与一统天下的主张在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原则中也有反映，但在蒙
古人整体观念中可以找到完全与突厥人类似的观念。虽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汉
人影响，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进的这些观念，不论其原始出处如
何，均是通过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儿人作为媒介传入的，而后者对蒙古国家
① 成吉思汗于1220 年指定哈剌和林作为他的首都，但直到窝阔台时期的1235 年才开始营建都城，见＇653＇
《元史》，卷58，第1382 页。
① 有关蒙古人意识形态的开拓性研究是＇529＇埃里克·沃格林的《1245—1255 年招降欧洲君主的蒙古令旨》。
亦见罗依果的重要文章＇395＇ 《论成吉思汗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