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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了拥有蒙古人的职官外，还冠以中原的官称。在蒙古人统治初期，怯
薛这一组织也体现了行政机关的功能。自忽必烈时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
汉式行政机构的引入，怯薛丧失了它政治上的某种重要性，但是终元一代，
它所兼而有之的皇室卫队—家人和正式的官僚行政机构这种结构上的两重性
却始终保持着。卫队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当皇帝要选用人做他个人的代理人
时，卫队永远是他在人力支配上的可靠的贮存所。甚至晚至1346年，仍有卫
队成员（怯薛歹）被派往各省去担任监临官（达鲁花赤）。
独裁者与共议
近年的研究对早期的理论作了很大的修正，根据早期的理论，那些征服
王朝都是被专制的独裁者所统治的。虽然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具有极为强
大的个人权力和威望，但是，向被征服地区的所有人和全中国人民所展示的，
还有作为他们部落以往强有力的传统的另一部分遗产，即共议与公决。早期
的契丹人就是通过一个由各部落酋长参加的会议选出他们的首领来的；在策
划一次战役时，也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女真人在战役之前，也有召集军事
聚会的习惯，在会上，所有与会者，包括普通士兵在内，都可以就作战行动
进行讨论。这种习惯以及与此类似的习惯，引得现代的某些学者可能多少过
于热情地把早期的女真人社会形容为“军事民主”。
甚至在那些以中原王朝为样板的帝国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传统依然延续
下来。例如，我们知道1197年金廷就是采用了高级官员表决的方式，以决定
选择哪一条路线来对付蒙古人的进攻。这样一种以投票来决定军事问题的组
织方式，是他们原有的公决传统的一种遗存，并且是对帝王独裁权力的一种
牵制。与此类似的讨论作战方针和策略的会议，在党项人中也有。
有关公决的最有启发和研究意义的事例是蒙古人的朝会或部落聚会——
忽邻勒台（khuriltai）。新的统治者要在这样的会议上被选出或宣布；对于
这样一种程序，只有在假设蒙古帝国已被他们不知不觉当做了成吉思汗家族
① ＇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6—51 页。
② ＇309＇三上次男： 《金代女真社会研究》，第109—418 页。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937 年，题为《金代女
真研究》，后作者将其作了较大的修订与增补，重版作为他的金史研究论集，题为《金代女真社会研究》。
③ ＇195＇萧启庆： 《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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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遗产时，才能作出充分的说明。由于不存在其他正式的继承法则，因
此统治者家族的每一个男性成员都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有资格得到皇位的潜
在的继承人。从选举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忽邻勒台大会并没有做到；它
也不进行投票。参加忽邻勒台大会要求继承皇位的人，都要同时拥有军事上
的追随者，相当大的权力、威望和能对最终的宣布发生影响的众望所归的领
袖品质。作为大会的结果，意见并不总是一致。有时，某些持有异议的皇位
觊觎者会召开他们自己的忽邻勒台大会；甚至在忽必烈在位时代，就有一些
竞争对手以此为由不止一次地威胁要求得到大汗这一最高位置。这些皇位觊
觎者，既有与他世系相同的，如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有属成吉思汗另一系
的，如他的竞争对手海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皇权及其传承的不确定性。
辽、金、元时期有如此多的统治者通过谋杀和放逐来清除他们的前任或竞争
对手这一事实，就可以被看成缺乏固定的继承准则的直接结果，也是在宣布
谁为继承人时依靠大家同意这种无法预知的因素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把这归
因于典型的“野蛮人”原始状态是不行的。
公议的原则，也存在于元代政府体系的较低的层次中。集体协商决定在
大多数行政机构的运作中都作为一项标准。官员每天都要参加会议，不参加
者要受到处罚。这样的会每天早晨在京城的政府部门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召
开，一直到县一级。出席会议的官员必须签上他们的姓名；由于很多人不识
字，这些人则要在簿子上盖上他们的印章，以证明他们的出席。按中国的说
法，这些会议称为“圆坐”（围一圈坐），或者称为“圆议”（围一圈议事），
它给我们以圆桌会议的印象。这些程序与汉人的标准的政府实践不同，汉人
的做法是把决定问题的责任赋予个人而不是集体；而前者的程序可能常常在
官僚们中间造成稽延时日、依违不决、各谋其政的结果。
中央权能
对征服王朝政府体系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它们的中央集权化程度相当
低，与早期倾向于把它们描述为独裁和集权的假设大相径庭。辽朝从它早期
起就是一种双重的行政体系，一方面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一方面用于对
汉人的统治，被分别称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他们的政府体系，在官署的设置
上既混乱又笨重，他们所负责的范围也是界限不明。高官显要们的个人权力，
远远超过了官职本身所能带来的声望和权限。在金朝统治的初期，也能发现
这一类似的体制。女真人的政治制度是12世纪初建立在勃极烈制基础上的，
这个女真语词的意思可以不太严格地用来指“任命的酋长”。在王朝的创建
者太祖时期，勃极烈制主要涉及对女真人口的统治。1126年中原的官僚政治
制度正式引入，但它只用于臣属的汉人人口。
因此，金代早期的政府体制看来是有意模仿了辽的双重制，但有重要的
区别：他们的司法和行政的管辖范围与辽代相比界限更为不明。两种类型的
行政体制间的相互影响盘根错节，使得金代早期政府组织的历史也因此而扑
朔迷离。对金朝政府组织加以无情改造的举措是由海陵王采取的。他极力清
除女真贵族政治的影响，要根据中原的模式来改造他的国家，并不择手段地
引进强大的中央集权，包括血腥的清洗。他还废除了大部分猛安谋克首领世
袭的官职，并试图把他们的职位转变为正规官员的职务；作为正规的官员，
他们的官职不再是自动继承的，而必须是经过任命的，必要的话，帝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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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撤销它们。由于海陵王在巧妙利用中原的政治传统以为他自己的个人权
力提供论据方面极为娴熟，因此，以效仿唐宋模式而对更具代表性的中原官
僚政治制度的引进，带来的却是披着中国外衣的专制主义。另一方面，他似
乎也认识到，尽管中原的制度能使权力集中到中央，但若完全彻底地采用中
原的政府标准，也可能会缩小或约束他自己的个人权力。因此，直到金王朝
终结之前，其政府体制一直是一个以原有的传统结合了中原的官僚政治实践
的混合体。
尽管流行的观点认为蒙古人实行的是将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做法，但蒙古
人统治时期的中央集权制仍是十分有限的。他们重新统一了中国这一事实，
常常把另一事实——以明显地缺乏系统以及权力往往混乱而破碎为他们政府
的特征——弄得模糊不清。部落联盟在得到公认的世袭首领们的统治下始终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首领们对自己的属下实施着严格的个人统
治。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封地被赏赐给皇室成员、皇族亲
属以及有功的将领们。这些拥有封地的人往往也拥有自己的军队，从财政上
说，他们的领地或多或少也能避开负责整个帝国税收的财政部门的控制。
中原式的功能型官僚政治制度是在1214—1215年蒙古人吞并了金朝的
北半部后首次 （和不完全地）引进的，建立高效能的官僚政治的更实质性的
步骤，只是在很晚的时候，主要是在忽必烈在位时实施的。但是，即便是国
家组织结构中原化之时，也决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例如，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元代中国的行省同宋代的路相比就具有相当不同的特征，它们更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