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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新右派俘获了左派。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在这一合谋面前丧失了批判能力和革命性思想，自觉地、争先恐后地适应或者参与这种合谋，让实际存在的市场和资本霸权更自由地进行统治。左派放弃了任何激进的政治计划，把市场资本主义作为惟一的游戏。左派的“现实主义”遂成为“最糟糕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揭露了这种“适应的”渴望所引发的个人对自我兴趣的抵制。他将这一现象和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共产党员自杀性的疯狂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共产党员为了所谓党的利益承认了自己没有也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左派被假定已经完全消失，被放逐到远离中心的黑暗当中了。作者企图证明激进的思想不仅不应该死亡，而且有着巨大的价值。人们将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被人们肯定的太多了，对它们的质疑决不能被理解为集权主义的延续或再生；相反，漠视和拒绝这种质疑，不仅是思想上的封闭，也是体制上的封闭，是集权主义的幽灵在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中的复活。作者认为，西方民主的胜利远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自由，反而带来了对创造性思想和生活的压力。
所有被经济无限的增长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破坏弄得疲惫不堪，并企图理解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的人应该读一下这本书，所有对消费痴迷感到绝望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资本、效益之外别无选择感到气馁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只会积极迎合市场和资本主义感到愤怒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想重新发现离经叛道思想乐趣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本书是对当今社会非同寻常的批判，是疯狂世界里一阵清新的风。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15．00元）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
■ 鲍 磊
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Scott）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广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关注。他所著的《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反抗》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更是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近期的力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获得2000年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该书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其新颖和颇富启发意义的观点，具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解释，被誉为“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在这个世纪中具有意义和启发的研究之一……斯科特提供了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最有力的理论。”
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2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而这些项目为什么往往却只是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呢？斯科特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维埃集体化的农业，从巴西利亚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从流行的度量衡、土地制度、姓的创造和标准化的语言以及交通模式的集权化一一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这些“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运作和失败所暗含的逻辑”，为我们阅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产生和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失败
“国家的视角”其英语原意就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或“像国家那样来看待”（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视角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第340页）在斯科特看来，国家视角的产生与那些大型乌托邦项目的失败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斯科特把“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的巨大灾难产生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Hidl…Modernist）；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或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在斯科特眼中，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在中央，并且它的视野是概括的。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而社会也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极端现代化意识与我们常说的“科技治国论”、“科学拜物教”内涵非常相似。极端现代主义不同于科学实践，他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仰，一种极端盲目乐观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极端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以视觉美学来看待理性秩序。其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在斯科特看来，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盘幻想。如果说重塑国家的简单化倾向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整个社会和人类自然的话，那么“极端现代主义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但前述的两种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它只有和国家的政权结合起来，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国家官员和科学官员倡导和操控下才能进行。
因此，只有那些独裁的国家才有能力去违反人们的意愿实施大的社会工程。“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第223页）而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抵御国家的强大压力，往往会变得很顺从。而且“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得公民社会变得更软弱。”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强制的社会工程，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只有接受，即使是消极地接受。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结合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第6页）也许，，我们在阅读中，会受到标题的误导，认为正是由于“国家短视”导致了这些乌托邦项目的实施。其实，斯科特强调更多的是这些社会工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运作。社会的清晰性和极端现代主义的实现靠的都是权力的作用，社会的清晰化是国家想要达到的，为获得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管理，极端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冲动的欲望。只有现代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才带来了实现欲望的工具和平整乌托邦的社会基础。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地方知识和地方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所淹没，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
但是这些如此之大的项目，或者被自认为“好心的”项目，为什么最后都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或以失败告终，或开始显现出失败的征兆呢？斯科特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详尽考察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些项目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在每一项社会工程中，我们都能看出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自然生态环境妁知识的匮乏，而非正式项目、地方性的知识、社会的实践、“人民的视角”也许才是实施这些项目的关键。但是它们却被那些正式的项目、国家的标准化的知识和“国家的视角”所挤压，它们只有做出适应和逃避。
当然，对于一项社会工程是否成功或失败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取决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所持的立场。也许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那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即使如此，斯科特认为那仍是暂时的，最终仍然是失败的，只是还没有最终显示罢了），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